一个周六的早晨，在伦敦进地铁，我插入票，“闸门”却没开，我莫名就有些紧张，惯性思维让我都觉得自己可疑，面部就有发烧倾向。匆忙向工作人员求助，刚要张口解释那票是真的，她刷了个什么卡，我就进了。
她没看我的票。一整天，我都靠工作人员刷卡，没人拿过那张“一天通票”去查看真伪。而我，从开始的紧张，到后来会直接跟人说：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大摇大摆进出。
后来听朋友说，这种车票“失灵”不少见，都是直接找工作人员帮着开“闸门”，或者跟着其他乘客就进出了。
我对社会信用体系并没有研究，就说个体的深刻感受：先天信任你，而非先天怀疑和时刻提防。
以火车系统为例。与法国、瑞士等国家进出火车站无检验、上车购票全凭自觉相比，英国的火车公司相对审慎，尤其高峰时段，进站或出站是有验票的。但若与中国 “铁老大”层层查票甚至买票要查看公民身份证相比，英国的火车公司就显得“傻憨”了些。
例如，我买票时，不出示“打折卡”（需要30镑购买）而是递上打折后钱数，工作人员会直接给票，偶尔会问“你有卡吗”，也并不要求查看。如果拿着卡的收据（只填有姓名和日期）说丢了，对方就直接再给一张。我的一个朋友还真就“试验”了，她的卡没丢，同事拿着收据去，爽快领回一张。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刚到米尔顿•肯恩斯的时候，与议会的一次交道。我搬到租住公寓没多久，收到信件，是关于收取市政税（Council Tax）的。里面解释了市政税是什么，各个部门用它为市民提供什么服务，具体收取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例如警察部门的服务占几个百分点。随信，也列出了一个季度中我需要缴纳的数额，约350多英镑。
我注意到，计费开始时间与我实际搬入时间不符，于是给议会写了邮件，说，各种原因我其实延迟20天入住。次日收到回复，“那么你的费用应减掉这些天的”，并列出了减掉后的数额。随后，我研究收税小册子，发现其中有介绍什么情形可打折。于是又写邮件，说，我一个人居住，按你们的政策是不是可打25%的折。很快又收到肯定的回复。
两次邮件往来后，税额从350多英镑被更改为230多英镑。这个过程中，都是我“单方说法”，没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延迟入住以及一个人居住。我也没有被要求去证明。
经历这样的小事情多了之后，也难免会感叹需要“随身携带证件”的日子。
在我们的社会体系里，可以说从出生到读书再到毕业、工作，从乘坐交通工具到去医院看病，诸多时刻，都被要求自证“真实”或者说“未造假”。从上户口开始，一生都在不断办理各种“证明”，要不断向不同人、单位出示各种“证件”。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还要时刻怀揣有权暂住在某个城市的证明。当某个证明性文件丢失，要补办往往耗时耗力，因为先要证明它丢失了。时常会有这样的新闻曝光，在京工作的河北小伙办护照，从北京到老家往返六次，跑了三千公里才办好。
更远看，“有罪推定”，也算是传统文化里的一个特色思维。先怀疑你有问题，并让证明没问题的责任落到你头上。从古代的剖腹证清白，到现在有些工厂女工要脱衣证明未盗窃，无不是“有罪推定”的极端表现。没做错事却要自证清白的压力往往很大，也因此，有些“跳进黄河洗不清”的，还真就自杀了。
在国内，每当谈到社会信用体系，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达到要求，还不适合。也会有开玩笑说，如果中国人都去了欧洲，估计火车就没有买票的了。
这里面，其实有“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逻辑问题。先信任，还是先被值得信任。
在我身上有个小案例。一个朋友离开英国留下张包月电影卡（可无限量看），贴有她的照片。我就用她的卡续费和看电影。工作人员从不看照片，拿过卡刷一下出张票就给我，还会微笑着说声“谢谢”。慢慢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从不怀疑那不是我”的笑容，决定办张新卡贴上自己的照片。
信任本身是一种力量。信任让人心理放松和踏实，这也是舒适生活的基础之一。信任的力量，或会让人视诚实、真实为一种自我要求——你相信我，我便不可辜负这信任。就像“先天怀疑”让人产生自证清白的压力一样，先天信任，让人自觉有“值得被信任”的责任。
反之，先天怀疑，不但让人遇事紧张，并可能产生逆反。在需要不断证明、不断被查验真伪的体系，让本该是相互合作、服务与被服务等让生活更顺畅的环节，有时倒成了斗智斗勇的竞赛。既然你怀疑我是假的，那以假的让你当真，我便赢了
宋喜燕，媒体人，曾任《新京报》首席编辑。旅居英格兰，对一切的冲突着迷。
（独家专栏约稿，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