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六的早晨,在伦敦进地铁,我插入票,“闸门”却没开,我莫名就有些紧张,惯性思维让我都觉得自己可疑,面部就有发烧倾向。匆忙向工作人员求助,刚要张口解释那票是真的,她刷了个什么卡,我就进了。
她没看我的票。一整天,我都靠工作人员刷卡,没人拿过那张“一天通票”去查看真伪。而我,从开始的紧张,到后来会直接跟人说: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大摇大摆进出。
后来听朋友说,这种车票“失灵”不少见,都是直接找工作人员帮着开“闸门”,或者跟着其他乘客就进出了。
我对社会信用体系并没有研究,就说个体的深刻感受:先天信任你,而非先天怀疑和时刻提防。
以火车系统为例。与法国、瑞士等国家进出火车站无检验、上车购票全凭自觉相比,英国的火车公司相对审慎,尤其高峰时段,进站或出站是有验票的。但若与中国 “铁老大”层层查票甚至买票要查看公民身份证相比,英国的火车公司就显得“傻憨”了些。
例如,我买票时,不出示“打折卡”(需要30镑购买)而是递上打折后钱数,工作人员会直接给票,偶尔会问“你有卡吗”,也并不要求查看。如果拿着卡的收据(只填有姓名和日期)说丢了,对方就直接再给一张。我的一个朋友还真就“试验”了,她的卡没丢,同事拿着收据去,爽快领回一张。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刚到米尔顿•肯恩斯的时候,与议会的一次交道。我搬到租住公寓没多久,收到信件,是关于收取市政税(Council Tax)的。里面解释了市政税是什么,各个部门用它为市民提供什么服务,具体收取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例如警察部门的服务占几个百分点。随信,也列出了一个季度中我需要缴纳的数额,约350多英镑。
我注意到,计费开始时间与我实际搬入时间不符,于是给议会写了邮件,说,各种原因我其实延迟20天入住。次日收到回复,“那么你的费用应减掉这些天的”,并列出了减掉后的数额。随后,我研究收税小册子,发现其中有介绍什么情形可打折。于是又写邮件,说,我一个人居住,按你们的政策是不是可打25%的折。很快又收到肯定的回复。
两次邮件往来后,税额从350多英镑被更改为230多英镑。这个过程中,都是我“单方说法”,没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延迟入住以及一个人居住。我也没有被要求去证明。
经历这样的小事情多了之后,也难免会感叹需要“随身携带证件”的日子。
在我们的社会体系里,可以说从出生到读书再到毕业、工作,从乘坐交通工具到去医院看病,诸多时刻,都被要求自证“真实”或者说“未造假”。从上户口开始,一生都在不断办理各种“证明”,要不断向不同人、单位出示各种“证件”。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还要时刻怀揣有权暂住在某个城市的证明。当某个证明性文件丢失,要补办往往耗时耗力,因为先要证明它丢失了。时常会有这样的新闻曝光,在京工作的河北小伙办护照,从北京到老家往返六次,跑了三千公里才办好。
更远看,“有罪推定”,也算是传统文化里的一个特色思维。先怀疑你有问题,并让证明没问题的责任落到你头上。从古代的剖腹证清白,到现在有些工厂女工要脱衣证明未盗窃,无不是“有罪推定”的极端表现。没做错事却要自证清白的压力往往很大,也因此,有些“跳进黄河洗不清”的,还真就自杀了。
在国内,每当谈到社会信用体系,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达到要求,还不适合。也会有开玩笑说,如果中国人都去了欧洲,估计火车就没有买票的了。
这里面,其实有“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逻辑问题。先信任,还是先被值得信任。
在我身上有个小案例。一个朋友离开英国留下张包月电影卡(可无限量看),贴有她的照片。我就用她的卡续费和看电影。工作人员从不看照片,拿过卡刷一下出张票就给我,还会微笑着说声“谢谢”。慢慢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从不怀疑那不是我”的笑容,决定办张新卡贴上自己的照片。
信任本身是一种力量。信任让人心理放松和踏实,这也是舒适生活的基础之一。信任的力量,或会让人视诚实、真实为一种自我要求——你相信我,我便不可辜负这信任。就像“先天怀疑”让人产生自证清白的压力一样,先天信任,让人自觉有“值得被信任”的责任。
反之,先天怀疑,不但让人遇事紧张,并可能产生逆反。在需要不断证明、不断被查验真伪的体系,让本该是相互合作、服务与被服务等让生活更顺畅的环节,有时倒成了斗智斗勇的竞赛。既然你怀疑我是假的,那以假的让你当真,我便赢了
宋喜燕,媒体人,曾任《新京报》首席编辑。旅居英格兰,对一切的冲突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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