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一木：公车改革应先界定公车运行边界

　　中纪委日前通报全国查处“四风”问题情况，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和违反工作纪律、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三个问题久居前列，成为了下一阶段治理的重点。平心而论，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公款吃喝和旅游都得到有效遏制，相比之下，公车反腐却仍待破题。

　　其实，公车改革一直在试水之中。一年多来，公车拍卖、车改补贴等措施也不断见诸报端。令人尴尬的是，目前出台的方案有的被试点城市收回，有的被贴上了“新福利主义”标签而被叫停。当然，也有城市在猜疑眼光中“低调”地坚持。

　　说到底，目前各地出台的公车改革方案大多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关注点主要在如何保障公务员群体的公车权利，而没触及公车腐败的“病灶”：用车的人和公车运行的政务环境。而公车改革，就该跳出公务车来设计改革方案，化“繁”为“简”。

　　首先，要给公车运行画出明确的边界。违规配公车等问题，实质上是罔顾公车是执行公务的必要工具，而不是非公务时的通勤用车。公车的功能是保障公务活动的正常、高效运行。它应随着公务而“动”，其存在不是为了保障“官”，而是为了保障“事”。同理，公车补贴应按公务所需来保障，而不是按官位等级去捆绑，更不能变相异化为集体福利。现实中，公务部门间、不同岗位间的苦乐不均、岗位要求差异性（包括服务的地理半径、服务方式）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还要转变政务运行模式。公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严控“车轮上办公”，严控文山会海，切实减少陪会，鼓励多种公务出勤方式。车轮是随着政务而“转”的，政务模式的转变是减少车轮上的浪费、压缩公车运行费用的有效保障。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车亦然。界定了公车功能与边界，相当于画出公车运行的红线，在此情境下，公车改革显然应随公务而“动”，并置于敞视的监督环境下。要知道，“车轮上的腐败”造成的社会观感很恶劣，要消除这沉疴，就必须摆正思路，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