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初制造歙县张氏叔侄冤案的相关责任人被组织内部问责。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受害者之一的张高平，他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对于造成自己当初冤屈坐牢的人，他表示，这个结果让自己很“解气”。(4月11日新华网)
朴实的张高平认为，这个结果让他很“解气”。犹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张高平对央视记者表示：“永不原谅对我刑讯逼供的人”。世易时移，矛盾的姿态，不过彰显了当事人良善的本性。有些事情，早晚归一；有些是非，迟到就等于非正义。对于张氏叔侄来说，“内部问责”也许是很难得的，甚至赔偿金也是不易的——但多少钞票，才能赎买得了流逝的青春？那些屈辱与荒凉，那些戕害与绝望，岂是“解气”二字能以泰然。内部处理，活脱脱“家法伺候”。最为诡异的，是冤案当事人竟然和我们一样，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国家赔偿跑得那么快，冤案问责怎么就如此低调而迟滞呢？
2014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慷慨陈词，“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数字是冰冷的，姓名是温热的。《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指出，“法律应当与正义保持一致”，法律不管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是举国震惊的冤假错案，2014年的两高报告中提及纠正冤假错案，直接点出了此例。那么，为什么浙江法院系统一直没有将具体的问责结果告诉冤案当事人？为什么面对记者提问，“工作人员均以不知情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司法人员所犯之错，不管你是主管还是客观造成，既然要问责，就是不可原谅之错。既非国家机密，冤案问责为何不能公开？公众之所以揪住不放，在于问责的轻重，对应着呈现的冤案事实。“张氏叔侄强奸案”走过了怎样的纠错程序，国人皆知。这中间，仅时序一点就疑窦丛生，拖拖拉拉的处理进程、欲说还羞的种种传闻，问责不清不楚，正义大打折扣。
在法学界看来，“张氏叔侄强奸案”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案例，因为在这起案件的重审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让早在1996年就被写入刑诉法的“疑罪从无”有了更实际的意义。从十八大强调“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到去年年初新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司法在纠错中确实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权威数据显示：最高法院在2013年宣告825名被告无罪，最高检察院督促撤案25211件，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同比分别上升25%和27%。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的有100157人，不起诉的有16427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96.5%。这些数字是纠错的成绩，但依然令人心生凛然：为什么正义的程序，没能在起步阶段将冤假错案消灭在萌芽时期？
一个法治社会，再也不能靠“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为冤屈者洗刷不白。就顶层设计而言，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3年，检察机关制定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健全检察环节错案发现、纠正、防范和责任追究机制。此后，各地方司法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禁绝冤假错案、“零容忍”的诸多举措。这是中国人权与法治的进步。只是，严防冤假错案，冤案问责透明化，是绕不开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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