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以“偶遇”的方式，在白宫会见了香港反对派人士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表达支持香港民主。事情发生在香港时间4月5日，陈李事后高调对拜登关心香港民主表示“感谢”。
去美国“告洋状”，这是香港泛民派走出的又一步臭棋。香港反对派正在把香港地区内部事务搞成他们与整个国家的对抗，这样走下去，他们输定了。
《纽约时报》在拜登会见陈李的当天发表“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论，与白宫一唱一和，该社论同时呼吁英国“有责任对香港目前的趋势出声”。
但无论白宫，还是《纽约时报》，它们能对香港未来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微乎其微，香港泛民主派投靠西方，说句不好听的，实在属于“尿错壶了”。
香港可不是台湾，更不是南海上的某个岛屿，中国对香港未来有足够的把控力。香港泛民派不能同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这个最大现实对撞，因为他们不可能获胜。
泛民派钻进了一个牛角尖：2017年特首普选，为何候选人要从爱国爱港人士中选择？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为什么不能参选？回答很简单，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反对派只能是针对香港社会的，而不能是同整个国家的对抗。
西方帮不了香港反对派的忙。80年代的英国比现在势头强，但它在同中国的谈判中被迫让步。“末代港督”彭定康想给香港回归的过渡捣乱，但北京没吃他那一套。美国今天能在香港发挥的作用，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根本没法比。
如果香港反对派想用“占领中环”向中央政府施压，同样不靠谱。这些年香港没少发生大型示威，加之内地频出群体事件，中国社会“见得多了”。反对派休想恫吓中央。
香港泛民力量最好还是应面对现实，思考如何在香港做反对派。这的确是个博弈过程，是《基本法》进一步展开的过程。但它不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战，不是民主的“不成功便成仁”，泛民力量须以建设性态度构建香港的反对派角色。
香港的政治反对派文化恐怕得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次创新，未来几年应是它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香港反对派中需要出现一批有智慧和远见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还需有真正的公益心，而不是个人政治利益至上。
泰国、乌克兰、台湾都因选举出过大乱子，中央不会放纵香港也出那么大的乱子，这是中央对香港的义务。如果有谁幻想在香港搞一场“颜色革命”，无论西方怎么支持他们，此路一定走不通。
“爱国爱港”的标准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意志，这是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题中之义。香港泛民力量根本不具有挑战它的能力，他们需要有这个自知之明。
香港的民主空间十分巨大，需要泛民派和建制派共同打造。不能上来一竿子就打到国家认同这一根本问题上，摆出同中央对抗的狂妄姿态，这是无能之辈对西方文化的愚蠢模仿，这是对香港民主资源的毁灭性利用。
爱国爱港是不容谈判的条件，我们希望香港政坛未来几年能彻底接受这个前提，并以它为基础呈现出创造性的丰富和多元。这个过程亦将反过来促进全社会对爱国爱港更宽更新的理解。
拜登“偶遇”香港反对派人士，而不是大鸣大放地会见他们，这当中的信息可不都是令香港反对派欢欣鼓舞的。后者别太傻了，以为西方真的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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