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3月29日下午，在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后，温州市区松台广场上空不断地回荡着这句话。声音是从松台广场对面新国光商住广场C幢4楼平台发出的。平台上架了6个大喇叭，正对着松台广场，目的就是对抗不堪其扰的广场舞。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警告声”一直播放到傍晚5点多。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杭州日报》4月1日）
扯着大喇叭，对着居民区大放“民族风”的广场舞，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居民的心头之患。跳舞的也不是没道理，这是强身健体、陶情冶性的娱乐方式，还能锻炼社交能力。而且舞迷们也不是恶人，多是大妈，就这么点爱好，还不让跳，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只是，苦了附近的居民，喇叭震天响，睡也睡不着，弄得小区的房子转手都困难；去说理吧，还架不住跳舞的人多势众，急火攻心，难免就有了过激行为。
仅以去年为例，4月，成都一小区几家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广场舞音乐困扰，一气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弹；8月，北京昌平区，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56岁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10月，武汉一小区内正在跳广场舞的人群遭楼上业主泼粪……眼下，温州的高音炮，虽属于“功能型武器”，实在也是不得已之举。据说去年10月，在业委会的牵头下，温州新国光商住广场600余位住户一起出钱，凑了26万元，买了一套扩音设备“还击”广场舞音乐。这份“齐心协力”，比交物业费爽快许多，也足以窥见两者之间的纠葛之深、“广场舞”的扰民之烦。
地方部门也没闲着，今年年初，温州鹿城区还发布了“广场舞公约”，并由公安、环保、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只是，这就像猫抓老鼠的游戏，执法人员来了，大妈们就调低音量，走了又调高了。跳舞也是合理的民生需求，噪音则是明显的污染，地方部门也管了问了，但这样的症结还是悬而未解，究竟谁该对此担责？
于理而言，跳舞的太吵，自然理亏在先，至于拿高音炮“以暴制暴”，也难以契合程序正义。但我们不妨从下面这组数字来窥视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事实：据统计，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2012年年底发布的《“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规定，到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平方米以上，基本实现“县县都有公共体育场”。只是，这“1.5平方米”的目标，还是不足美国的1/10，不足日本的1/12。面对这样的现实，围绕广场舞的爱恨情仇，该如何解决？
禁止与对抗都不是办法，舞还得跳，但又不能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公共服务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去协调好两者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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