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吉林、宜昌相继曝出的“药儿园”事件，如人所料引起了执法部门的刺激性反应。各地闻风而动开展幼儿园用药专项检查，宜昌更是展开拉网式排查，教育、食药、卫计、公安等部门纷纷走上前台，执法场面热火朝天，其实也反衬出平日里监管的懈怠与失职。
人们关心的是：给幼儿喂食此类处方药是不是普遍现象？隐藏在暗处给幼儿偷偷服药的幼儿园还有多少？宜昌经过核实确认违规给孩子服用病毒灵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家长反映的另外两所尚未确认。有幼教界人士则爆料，“给幼儿服药是普遍现象”。目前看来，应急检查能否给出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可能还是未知数。
那么，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样的执法检查是治本之策吗？与其他领域的公共治理一样，重塑法律对幼儿的严格保护责任标准，从立法、执法及责任追究等环节全面铸造儿童的安全健康屏障，并确保法律的严格规范能够得到严密执行，才有望彻底走出“药儿园”的阴霾。
基于幼儿的特殊地位，立法保护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目前，几所涉事幼儿园负责人均被警方以“非法行医罪”刑拘，这或许是所能找到的最适宜罪名，却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罪名，无法承载起对幼儿的保护功能。适用这一罪名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并未把握幼儿园喂药行为的本质：涉嫌犯罪的主体是对幼儿有监护职责的幼儿园老师，行为地是在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幼儿园内，特殊场所、特殊身份的犯罪行为，在遭遇刑事立法空白之后，选取一般罪名予以治罪只能是权宜之计。我国保护儿童的法律看似很多，但多是原则性和倡导性规范，并未确立起严格的保护责任，也并未充分考虑到校园内的种种因素，在防范“身边人的伤害”上预见力不够，在刑事治罪上难免捉襟见肘，透露出无奈与尴尬。
同时，执法监管上的松散更是难辞其咎。处方药在教育、食药监、卫生等多部门监管下一路绿灯畅行无阻进入幼儿园，每个环节都隐含着职责的缺失。但事后，教育部门称不管用药，卫生局称只监管日常防疫而非违规使用处方药，药监部门则表示保健室不是医疗机构很难介入。出了事还如此推脱职责，可想而知平时执法监管会是什么样。这难道真是多部门监管下的盲区吗？就幼儿园的安全而言，无论在行政执法权力体系中划分如何细致，孩子在幼儿园受到伤害，能说教育主管部门没有责任吗？说到底不过是执法部门“有利则争、无利则推”的执法惯性使然。
因此，有必要全面检讨法律保护幼儿的现状，将严格责任作为主线贯彻法律运行的始终。如果法律连最柔弱的群体都保护不了，我们所苦苦构造的法治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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