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政治危机正在朝着危险的方向迅速推进。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围绕克里米亚公投和加入俄罗斯联邦,尖锐对立,战争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愿意与西方国家立刻开始筹备成立多方协调乌克兰危机的机制,为政治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预留空间。
克里米亚公投与“国际法”危机
支持和反对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及其结果的两派矛盾,集中体现在对国际法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分歧上。
民族自决权是每个民族不可侵犯的固有权利,但“国际法”对民族自决权的规定,建立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下,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反抗压迫和异族欺凌的历史中诞生和发展而来,而且它针对的是一个民族遭受具体而不是抽象的民族压迫和人道主义危机时,出于自卫的目的付诸行动的权利,对于一个享有主权的国家各组成民族而言。
比如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当局一再强调的科索沃独立的历史先例,缘于塞族和阿族尖锐对立,结怨很深,民族歧视和压迫长期存在,为其公投独立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依据。又比如苏格兰政府宣布2014年秋季举行独立公投,但截止目前的民调显示,最高只有39%的人赞成独立,就在于在苏格兰多数民众看来,独立没有充分的正当性。
反观克里米亚全民公投,虽然它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但当地并未发生俄罗斯族受到广泛承认的压迫和迫害的现象,而毋宁说是乌克兰国内政治斗争发酵后的一种后果,因此从政治上来说它并不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与当今的国际法也存在不少距离。
克里米亚自恃内有俄罗斯族占多数的优势,外有俄罗斯强援,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将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尤其是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伦理与规则的灾难。按照俄罗斯的逻辑,其境内的车臣当年的民族自决权也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全世界人民都看到如今言必称“国际法”的俄罗斯对它所做的一切。
俄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
乌克兰问题牵涉着复杂敏感的国际竞争背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历史渊源极为深远复杂。俄罗斯即使不是将它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那么至少也是当作不可侵犯的“后院”。冷战结束后,乌克兰成为西方和俄罗斯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战略前哨,彼此进行了长期的尖锐斗争。
对俄罗斯而言,确保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的存在,既是其国家利益在周边的延伸,也是其保持地缘政治优势的需要,更是普京雄心勃勃计划回归世界舞台所必须依靠的战略支点。而从俄罗斯内部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普京大帝确保至严威权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普京将不会害怕做“孤胆英雄”,展开战争。
对于美欧来说,乌克兰亦是必争之地。从远期战略来看,遏制普京的超级大国梦,乌克兰作为毗邻俄罗斯的大国,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战争也是美欧的可能选项。
正如外界所看到的,乌克兰危机已经超越了区域和双边关系范畴,具备了世界意义。
普京如果最终从法律上确认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并归属于俄罗斯,那么将成为冷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国际政治事件,俄罗斯与西方将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形成新的接近于冷战的格局。
另一个可能是,俄罗斯实施“战争边缘战略”,在最后时刻进行政治妥协,放弃吞并克里米亚,并与西方一起重新确定在乌克兰的利益格局。但为了从政治妥协中获得他想要的利益,他会充分打好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全民公决回归俄罗斯这张“牌”。
中国:没有选择的选择
中国似乎在乌克兰陷入两难境地,在外交原则、利益诉求和国家关系间无法作出完美选择。
中乌之间日益强劲的政治关系、军事、能源和贸易合作,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价值,以及克里米亚公投、外国干预和西方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内政的潜在影响,是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主要的政治考量。
中国骨子里希望有关各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以达到“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政治目标。然而一方面,中国以理解的态度指出乌当前局势“事出有因”,“偶然中有必然”,从而实质上排除了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侵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与德美首脑的通话中,中国则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这是对西方可能与俄罗斯兵戈相向,提出了明确的反对。
中国通过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表态方式,就乌克兰危机作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更优先地位。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公投对中国政局具有负面影响相比,颜色革命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瓦解,对中国更具刺激性。
客观来说,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长期对峙,但又斗而不破,乌克兰局势保持基本稳定,最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相反,美欧或俄罗斯任何一方全盘操控乌克兰政局,乌克兰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逊色。
国际政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俄罗斯再度称霸世界之时,即是对中国构成威胁之时。乌克兰作为俄罗斯的近邻,如果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程度的敌意,彼时中国与乌克兰的战略关系,无疑将是对俄罗斯进行战略牵制的地缘政治利器。
丁咚,政论家,中国政治、外交战略和全球政治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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