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们确信会有恐怖袭击出现，要想预警必须将何时何地何种形式这3个因素搞清楚。在现有体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的“3·01”恐怖袭击案告破，相关嫌疑人全部被抓获。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通报昆明“3·01”恐怖袭击事发经过和善后事宜时，着重提到：“我们的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我们事先没有得到一些信息。再一个，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是自成系统的，火车站里和广场都是归他们管的，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这些都是教训，铁路公安掌握的警力还是不够。” 民间舆论也开始拷问，为何有关部门在这次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毫无预警？
困难的恐怖活动预警
此类情报工作失误是普遍存在的。在“9·11”事件之前，美国也无法有效预警。别斯兰校园恐怖袭击时，俄罗斯的情报机关同样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有人认为，既然能够在事发后迅速锁定嫌疑人，那么事先不可能一点预警也不存在。
其实，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案件侦破工作，属于刑事侦查中较为容易的环节。在刑事侦查中，有这么一句名言：“没有破不了的案件，也没有无线索的现场。”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我们可能经常遇到。例如，你丢了一辆自行车，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但是一位国际友人丢了自行车，则可能下午就被送回。为什么？因为警方认为他的案件比你的案件重要，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在这个案件上。由于社会影响恶劣且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公安部门对恐怖事件的侦破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与此同时，在恐怖事件发生后（尤其是在对方部分人员被生擒的情况下），可供破案的线索相当丰富。任何曾经与实施者接触过的人员，包括他们的手机通话记录和网络聊天记录，都会被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所调用。分析出可能参与此案的其他人以后，就会迅速确定他们的身份，进而深入调查。由于破案资源的无限，专案组可以同时跟进任何一条侦破线路，不用担心被对方故布疑阵引入歧途。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自然很快就能侦破案件。事实上，恐怖事件的侦破犹如已经知道答案的数学题推理。相对于答案未知的情况而言，这是比较容易的过程。
恐怖事件的预警则完全不同。即使我们确信会有恐怖袭击出现，要想预警也必须将何时何地何种形式这3个因素搞清楚。在陆地面积与欧洲相当的中国，在现有体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力情报必不可少
在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一名卧底冒死送来一份模糊的情报。根据这份模糊情报，反恐机构再通过各种手段挫败了一次恐怖袭击事件。在现实中，这样的桥段也经常出现。由于恐怖活动的专业化，恐怖组织的管理架构已经相当扁平化。卧底人员即便渗透进某个恐怖组织，也仅能掌握自己分支部分的一些情况。要想全面掌握恐怖组织的内幕，则需要大量的卧底人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渗透行动是大规模且铺天盖地的，并不是必须成功打入每个分支机构才能实现有效预警。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挫败了一次“基地”的袭击阴谋。一名来自也门的恐怖分子打算利用藏在内裤中的炸弹实施自杀袭击。由于卧底成功渗透进该组织，并且认为炸弹专家易卜拉欣·哈桑·阿西里是不错的突破口，只要监视其生产情况就能大概了解实施爆炸案的手法和规模。
这是渗透行动中常见的一种技巧，就是锁定关键但相对不起眼的人物。恐怖组织中的技术人员、财务人员和教官一类的角色，均属于此类目标。他们往往掌握一条贯穿多个恐怖组织分支的线索。在恐怖组织中，此类人物的地位并非难以接近的最高层人员，一旦被锁定，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渗透活动成功案例不多的原因，是渗透人员非常稀有。一般而言，情报机关不会自己培养一名专门用于渗透的特工，因为这样做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培训周期太长。通常是在已落网的恐怖分子中挑选意志相对脆弱的人进行策反，然后通过一些手法使恐怖组织相信此人并未变节。这样就可以直接利用其原来的社会关系，渗透进恐怖组织。
这种策反活动往往存在风险。因为墙头草式的恐怖分子并不可靠，其提供的情报必须经过反复确认才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的相互印证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直接决定了情报产品的生产速度。
另一个问题在于，对恐怖组织的渗透行为也同样存在资源调配的问题。如果情报机关并未将一个恐怖组织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则未必会将资源集中在此类方向。被策反的渗透人员也通常不会主动汇报控制者不关心的内容。
1995年，欧洲情报机关曾策反了一个极端主义者。这个代号“纳西里”的卧底向英法情报机关汇报了“基地”的情况。然而，法国仅仅关心阿尔及利亚的武装组织，英国人则把注意力放在伦敦恐怖分子身上。此人曾汇报美国本土可能发生恐怖袭击，英法情报机关却对此置若罔闻。
日常警务稽查同样重要
任何恐怖分子都不可能凭空出现，也不可能消失在空气中。日常警务稽查工作如果到位，往往可以发现恐怖袭击爆发前的诸多苗头。
2000年3月，在搜查奥克兰市内的阿富汗难民住宅时，新西兰警方无意中破获了一起计划引爆悉尼卢卡斯高地核反应堆的阴谋。实施突然搜查原本是为了调查犯罪集团有组织偷运人口案件。然而，在位于艾伯特山的一个阿富汗难民家中，他们发现这个住宅中摆满了桌子和地图。在一张悉尼地图上，用于科学研究的卢卡斯核反应堆被清楚标示，甚至其入口和出口的道路都被标了出来。在另外一本笔记本上，记录着1990年奥克兰市举办英联邦运动会时的警力分布状况。新西兰警方表示，这些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企图引爆卢卡斯核反应堆。如果这次恐怖活动成功实施，不仅会造成严重伤亡，核污染也必然对澳洲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1998年，在和田洛浦大桥的一次临时检查中，新疆警方截获一辆车，从中搜出了509枚自制手榴弹。如果这些手榴弹被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少要案大案的告破并非由于无人机、隐形战机、人造卫星和007的努力，而是基于严密的社会治安网络和警方的例行警务稽查。
斯诺登曝出的棱镜门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大规模监控网络和电话通信活动的抨击。然而，人们无法否认，在目前情况下，技术侦查手段仍旧是遏制恐怖活动最为可靠的办法之一。尽管恐怖分子意识到互联网和电话被监控的风险，但是他们不得不借助这些工具来持续传递信息，因为没有其他方法更为有效且迅速。
2009年，阿裔美国人扎齐企图炸毁纽约地铁系统的阴谋，正是通过互联网的数据挖掘项目被阻止。今年1月，借助网络监控手段，以色列特工成功抓获3名恐怖分子——他们企图在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和耶路撒冷某会展中心制造自杀式炸弹袭击。
在专业化的恐怖活动面前，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的情报和警务体系显得相当脆弱。可怕的并不是落后，而是不知道自己落后。即便是强大的美国情报系统，在遭遇“9·11”恐怖袭击时仍旧显得束手无策，经过连续的管理体系改革才浴火重生。中国内地的反恐情报工作也必须早日从创伤中走出来，成为遏制恐怖活动的最强防线。（朱江明，知名军事专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博士、军事及国际政治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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