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想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这句话，再次点出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之所以应该把简政放权当作抓手，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权力随意跨界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束缚社会活力的主要因素。简化政务，让权力退出应该退出的领域，已经成为修复市场本来面貌，同时也是修复权力本来面貌的关键。
客观来看，权力过于强大而市场相对弱小，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余绪，也与改革开放必须依靠权力破除障碍，主导市场形成的进程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模式提高了市场发育的效率。但是，权力与市场的嫁接，也会导致政商不分、政企不分等一系列弊端产生，并使权力带上趋利属性。权力私有化、部门利益化的结果，是压缩了市场的运行空间，培养了权力的傲慢，并使其从市场的中立仲裁者异化成市场的食利者。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权力甚至还会站到市场的对立面，通过对市场的操弄以实现其掌管者所需利益。
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不可能是权力通吃或红顶商人通吃的市场体系，而应该是权力谨言慎行，布衣商人勇于进入、能够进入，并能通过平等竞争胜出的市场体系。创造这样的市场环境，权力必须与市场利益脱钩，使其失去寻租空间，回到客观位置上来。与此同时，那些能够由市场自发秩序维护的领域，权力必须管住闲不住的手。
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到各级政府即将建立的“权力清单”，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到金融改革的启动，简政放权，既有先验区域，也不缺少实现手段。可以说，在最高决策层面的意志主导下，简政放权的环境较之以前已大大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会自动退后，放弃其原有地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私有化仍较大面积存在着的情况下，维护利益格局的原始冲动夹杂传统商业文化中的“媚官”基因，必然使改革遭遇种种软硬阻力。
即使制订了权力清单，如果权力边界划分过大，市场的被动地位就仍然难以改变。即使“法无规定不可行”成为权力能够普遍遵守的底线，但权力的姻亲仍然可能代行其事，令市场主体的发育继续付出不必要的溢价。权力的自我改革是最难的改革。如果没有法律起到兜底作用，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就不能保证。简化的政务可以再拾起来，放下的权力可以再收回来。如果承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么就应该承认并做到，政府层面的简政放权，必须伴随以法律层面的扩权。有了这样的并行，固有权力惯性对于改革的抵抗才可能瓦解，而简政放权的成果才可能巩固。
就目前的法律环境说，形成权力退出和法治进入的双轨道改革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走。改革道路越是曲折复杂，越是需要设立清晰的路标。在企业活力仍待焕发，财富创造者的未来预期相对模糊的当下，给企业松多少绑，决定着简政放权的进度。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天然禀赋已基本被透支殆尽，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是外在表现。只有市场主体获得放手大干的空间，才能挖掘出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今年的改革“还要啃硬骨头。”在市场领域冗政揽权就是最大的“硬骨头”。不管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有着多么正当的名义，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已经剥夺了其正当性。这一点，已为市场普遍认知。下一步要做的，是将这种认知化为权力程序优化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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