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想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这句话,再次点出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之所以应该把简政放权当作抓手,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权力随意跨界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束缚社会活力的主要因素。简化政务,让权力退出应该退出的领域,已经成为修复市场本来面貌,同时也是修复权力本来面貌的关键。
客观来看,权力过于强大而市场相对弱小,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余绪,也与改革开放必须依靠权力破除障碍,主导市场形成的进程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模式提高了市场发育的效率。但是,权力与市场的嫁接,也会导致政商不分、政企不分等一系列弊端产生,并使权力带上趋利属性。权力私有化、部门利益化的结果,是压缩了市场的运行空间,培养了权力的傲慢,并使其从市场的中立仲裁者异化成市场的食利者。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权力甚至还会站到市场的对立面,通过对市场的操弄以实现其掌管者所需利益。
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不可能是权力通吃或红顶商人通吃的市场体系,而应该是权力谨言慎行,布衣商人勇于进入、能够进入,并能通过平等竞争胜出的市场体系。创造这样的市场环境,权力必须与市场利益脱钩,使其失去寻租空间,回到客观位置上来。与此同时,那些能够由市场自发秩序维护的领域,权力必须管住闲不住的手。
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到各级政府即将建立的“权力清单”,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到金融改革的启动,简政放权,既有先验区域,也不缺少实现手段。可以说,在最高决策层面的意志主导下,简政放权的环境较之以前已大大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会自动退后,放弃其原有地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私有化仍较大面积存在着的情况下,维护利益格局的原始冲动夹杂传统商业文化中的“媚官”基因,必然使改革遭遇种种软硬阻力。
即使制订了权力清单,如果权力边界划分过大,市场的被动地位就仍然难以改变。即使“法无规定不可行”成为权力能够普遍遵守的底线,但权力的姻亲仍然可能代行其事,令市场主体的发育继续付出不必要的溢价。权力的自我改革是最难的改革。如果没有法律起到兜底作用,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就不能保证。简化的政务可以再拾起来,放下的权力可以再收回来。如果承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么就应该承认并做到,政府层面的简政放权,必须伴随以法律层面的扩权。有了这样的并行,固有权力惯性对于改革的抵抗才可能瓦解,而简政放权的成果才可能巩固。
就目前的法律环境说,形成权力退出和法治进入的双轨道改革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走。改革道路越是曲折复杂,越是需要设立清晰的路标。在企业活力仍待焕发,财富创造者的未来预期相对模糊的当下,给企业松多少绑,决定着简政放权的进度。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天然禀赋已基本被透支殆尽,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是外在表现。只有市场主体获得放手大干的空间,才能挖掘出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今年的改革“还要啃硬骨头。”在市场领域冗政揽权就是最大的“硬骨头”。不管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有着多么正当的名义,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已经剥夺了其正当性。这一点,已为市场普遍认知。下一步要做的,是将这种认知化为权力程序优化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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