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表示：强调法治，强调先立后破，是这个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
改革要法律授权，在今天有重要意义。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有全面部署，有国家行动，要解决的是当前国家发展重大难题，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战略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改革不是打打“擦边球”，行权宜之计，或者化解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纲领性、全局性的指导。所谓先立后破，形象地说就是，设计好了再行动，务求科学和谨慎。那种试探法律甚至直接突破法律的闯关方式，于今不再适用，甚至需要警惕。
回顾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突破思想禁忌，打破制度牢笼，探索、试错、纠错，都是“摸石头”。在那个年代，思想解放一点，勇气增加一点，都能很快取得改革成果。那些优秀的改革创造、突破，往往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法可依”，本质上，是以一种“零星试验”，为国家、社会转型探索出路。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国家要走怎样的道路，要朝着什么方向，已经无比清晰。今天，改革的最大任务已不是打破制度牢笼，而是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不再是一个“不破不立”的激荡过程，而是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靠什么求证？就是法律。
当然，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这不仅仅是重申改革的法治化原则，也对改革的法治化能力提出了要求。改革要法律授权，并不意味着改革调整将失去了机敏性，说明法律自身同样需要一场改革进程——那些不适应当下现实的法律，甚至那些不合理的法律，需要裁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及时反映到法律中。甚至，改革的方案设计，可能就是以法律规定来体现，某些改革措施将直接等同为立法、修法过程。
世界上，任何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或者进入快速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其国家进步，都由稳健的法律体系支撑。也就是说，现代化、法治化国家，是以立法的形式向前推进。在这些国家，重大的改革调整，往往也体现为立法成果，一届政府的政绩甚至可能就是一个法案。当前，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家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这意味着，国家重大改革调整要在法治化轨道完成。这不仅是说改革要遵守法律，也是要让改革意图首先上升为法律意志，让改革手段事先确立为法律方式。也就是说，同样要以立法推进的方式为改革“授权”。
改革任务异常艰巨，今年政府报告拟定的改革事项就有60多个，可能涉及的法律调整内容自然不少。改革不逾越法治化轨道，同时确保改革调整灵敏度，必然对法律调整效率提出了考验。总之，国家立法程序、机制，要与当前改革节奏相匹配，要有适应改革的快速反应能力。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某种意义上，正是为国家治理汇总立法意见，而今年的“两会”主题就是改革，围绕改革进行立法讨论将是“两会”重任。
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法律同样要有适应改革的快速反应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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