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我们应该征收资产转移税。”全国两会上，重庆市长黄奇帆提出的这一建议值得考量。显然，这不单是因为国际惯例——在欧美，公民把本国赚的钱转移到国外，就会交纳这种税，还有基于反腐败等的深层次考量。
的确，资金的海外流动，是正常现象。公民去海外投资等，也应得到支持。问题是，其中也有暗流涌动。正如黄奇帆所说，其中有一部分带有财产转移性质，需要警惕。怎么警惕？如何监管？征税，无疑是一个法治化的管理方法，这也正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一般来说，你把在本国赚的钱，转移到国外去，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转移。转移多了，就会对本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经济活动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如果缺乏资金，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苦了本国，耗了资源，肥了外国，老百姓都会觉得这不上算。在中国的几波移民潮中，富人转移财产，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若财富转移过度，本国发展就可能后劲乏力。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法治化管理，一些来路不明的财产，悄然之间就转移出去。尤其是一些裸官、贪官，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免除后顾之忧。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脚底抹油。
事实上，这种转移财产的方式，很多国家的人都在用。
诚然，对裸官的监管，对这种腐败财产的转移，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毕竟，在财产转移这个环节上，目前尚缺乏税收的力量。而没有税收这一制度程序，就会使财产转移无序化。有多少财产转移，是什么人在转移，转移什么性质的财产，等等，如果都不掌握，情况就比较可怕。
在这个意义上，对资产转移进行征税的制度，本身并不构成反腐败的直接制度，却能实现有序监管。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财产的过度转移，又为反腐补上一块制度短板。因而，从无序到有序，从放任到约束，从空白到监管，这本身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态度，对转移财富的态度。
同时，对巨额资产转移进行征税，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还百姓以公道。因为，广大的普通百姓赚的是工资薪金，没有资产风险的忧虑，也没有多余的念头，他们就想过点安稳的日子。他们才是与祖国同甘共苦共命运的庞大群体，是祖国的最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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