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议题也追时效，很容易受到其间热点事件的影响，两会前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伤医事件，南京护士遭毒打、潮州医生被押游街等恶性案件，使“保护医生权益”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从医40余年的郭淑芹代表在小组会议上哽咽地说：看病人砍了治病人，拿菜刀的砍了拿手术刀的事件，伤害的不仅仅是几个医生，而是全国860万医务工作者的心。医生也是人，也有尊严，谁来维护我们的人权？全国政协医卫界别89位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紧急提案”，呼吁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
医生是精英群体，他们在人大和政协中拥有不少的席位，于是两会成为医疗卫生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一次申诉、抱怨和批评的机会，医生代表委员们群情激愤地声讨伤医暴行和争取医生权益。能理解这些医生“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的愤慨，也认同他们的观点，但觉得他们“为医生说话”的冲动过于强烈，表达过于激愤，站队过于明显。两会上一边倒的声音，很容易与网上声音形成对抗。
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虽然有职业身份，但在两会上参政议政时应该克制“医生”的职业身份，而站在一个公共立场去建言献策。诸位的身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不是“医生代表”和“医生委员”。如果医生代表医生发言，那是不是要设立一个患者代表才能形成声音的平衡？
医患冲突严重，但在两会这个舆论场上，患者其实是缺席的。虽然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患者，但这个身份又很隐秘和消极，也许真正走进医院与医生打交道、处在患者位置的时候，才能体味患者的焦虑并“为患者说话”。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代表委员大都是健康人，是各界精英，缺乏就医的语境，很少有人会站在患者的立场上去说几句，而会形成沉默的螺旋。这个舆论场的声音就会失衡，患者缺席，两会从议题到观点都会被来自医疗卫生界的人所主导，讨论的都是医生被伤害的案件，批评的都是极端患者的极端行为，提起的都是受害的情绪，必然会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医疗卫生界代表委员千万不要享受这种“同仇敌忾”的共鸣感，要警惕这种集体表达刺激起的情绪对抗，进一步撕裂医患的情感伤痕。
医患冲突所以愈演愈烈到今天这种可怕的地步，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沟通的平台，双方都在各自的平台上指责对方，而很少尝试沟通。两个舆论场的对立在医患冲突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像两会这样的舆论场属于医生这样的精英群体，医疗卫生界的代表占了不小的比例，他们会站在本群体立场上“为医生说话”。在这个舆论场中，患者是缺席的，不会形成坦诚的对话。而在另一个舆论场上——网络上，又是“患者”的“地盘”，患者或者有过患者体验的人，会选择这个草根的平台抱怨就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批评各种丑陋的医疗现象。这个草根舆论场中，医生声音又是缺席的，少数医生的声音也很容易被巨大的仇医情绪所淹没。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医疗卫生界代表委员们在两会这个精英舆论场中“为医生说话”，另一方面是“有着患者身份的大多数”在网络这个草根舆论场中“为患者说话”。医生们在“两会”义愤填膺集体共鸣，在网络上却输得一塌糊涂；患者们在网络上慷慨激昂，却无法与两会上的代表委员进行辩论。双方在各自的“地盘”上越是激昂，医患的伤痕越是被撕大。
互相伤害、误解很深的医患需要一次坦诚的对话，不可能在两会上形成医患对话的场景，只能期待医疗卫生界代表委员多点儿客观和中立，克制身上急于“为医生说话”的冲动，不要用一种愤怒对抗另一种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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