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14年的GDP增长预期目标，确定在7.5%。这是中国政府连续三年确定同一数字。尽管中国的GDP增速大大放缓，但在全球的大型经济体中，7.5%的增速依然遥遥领先。相比之下，美国2014年的GDP预期增速为3%。
三中全会之后，调整经济结构、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已成中国深化改革的重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高速增长，多少令一些观察者出乎意料。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这个目标“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他坦言“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如此顶层设计，是务实和理性的。
放缓经济增速，的确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必须看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人口大国，中国改革时刻面对着一个刚性制约因素：解决就业。就业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可谓当下中国的心腹之患，相比之下，经济结构问题就是一个需长期调理的慢性病。
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奥肯定律”指出，当GDP增速增长或下降2%时，失业率会降低或上升大约
1%。当然，增长率对就业的拉动幅度，与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比例相关。在中国当劳动力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增长迅猛时，即便总体GDP的增长率放缓，失业率也依然得以下降。尽管如此，GDP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仍是正相关。
因此，当调整经济结构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时，维持适当高速，不仅是确定结构调整节奏时必须考虑的制约因素，也是推进结构顺利调整的必要保障。与此类似的，古时治理黄河之道，恰恰是要通过收紧河道、加快河水流速，达到清淤防洪之效，即所谓的“束河冲沙”。
保持适度高速，或许正是如今治理经济结构问题的“束河冲沙”之法。以适度高速，维持较高就业，冲刷失业率的泥沙淤积层，至少不能再增加新的淤积，以此有效减少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社会震荡，为结构调整保驾护航。
经济增速除了常被当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之外，也容易被看成是生态问题的拦路虎。生态问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固然是速度问题，即治理污染的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另一方面，更是对治理污染不够重视，不能下决心治理的人为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法律保障、足够的事先防范和事后惩处，则经济即便是高速增长，也并不必然导致污染的加剧，关键是经济结构是否优化。仅将放缓经济增速，当做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是给不作为找借口。而无论狭义的环保产业，还是广义的生态友好型产业，本身也可以是、并且应该是提升经济增速的动力源之一。
我们可以将经济结构调整，看做是对蛋糕配方的修改；而保持适当高速，就是在相对漫长的配方修改过程中，继续保持蛋糕的规模，甚至进一步做大蛋糕。即便这个蛋糕不那么完美，面对十几亿人，蛋糕生产绝不可停下来坐等配方调整。这背后就是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李克强坦言，“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一切调整都不可能在静止状态、甚至休克状态下进行，而必须在适当的高速下进行。其中分寸、尺度与节奏的拿捏，不仅是对执政者，也是对整个民族智慧和耐性的考验。▲(作者是旅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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