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职能的问题，把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和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观点摆在一起比较非常有趣，前者说政府把高校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掌握了，导致高校领导只能唯上，不然不仅学校没经费自己饭碗也可能不保，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后者则言应该明确教育部是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责任部门，从教育部到各省市的各级教育部门，建立专门的青少年足球管理机构，实行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模式。
许家印搞足球砸了那么多钱，他迫切希望可以多些踢球的人、多些可选拔的苗子，用不着动不动到国外去高薪搬救兵，为国家省点外汇的心情可以理解。而身为高校校长的姜耀东直面的是长久以来困扰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钱学森之问”，同样也是忧国忧民。看起来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但解决办法却截然不同，一个希望去行政化，另一个则希望加强行政化。
这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大家希望政府能不管的事尽量不要管，交给社会去办；另一方面，当事情没做好的时候，大家又都希望政府负起责任来，管得再好一点。比如许家印的这个足球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也把希望寄托在了教育部身上。
每一个社会事业行政化的过程都不是单方面的，都是社会要求和权力膨胀一起作用的结果。结合到后来就变成彼此不分，市场和行政不分。在教育行政化的去留之间，其实是有很多不舍的。在办学的时候，大学都希望尽量不要干涉，可是当要钱要资源的时候，又希望自己级别越高，靠山越大，在主管部门中的分量越高越好。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矛盾的，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样的事不存在，享受了更多的资源，到最后最终要被资源摆布。
超级部门就是这么产生的。行政化是一剂猛药，同时也是一副苦药，其中甘苦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不知许家印想过没有，为了管得更好主动要求被管，其实也是在加剧行政化过程，短期内可能很有效果，比如应试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几个硬件指标，下命令抓一抓，成绩就上去了，可长期来说，这其实是往自己身上套枷锁。等你感到受桎梏不能呼吸的时候，再要求它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了。
足球人才萎缩的问题，一大半要归罪于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路没走顺。职业赛场上那么多问题，场下怎么可能一帆风顺；足球没有给大家更多的希望，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孩子把足球当成自己的希望。让教育部来搞足球学校能解决问题吗？你总不能把孩子逼到学校里，还搞举国体制那老一套吧？
很多时候，不是市场失效了，也不是行政化就是灵丹妙药，而是市场太弱了，承载不了社会的需求。当社会功能不发达，或者说刻意不让它发达时，那么权力自然会来填补空间。从这个角度说，那种把希望寄托在行政力量上的，其实是给错了药方。
必要的管理任何时候都需要，可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也是包办不过来的。市场的问题最终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这种要求是双方面的，这种素质同样也是双方面的。有奶便是娘，那么一个办法是自己去找粮，另一个办法是想办法不让粮食都在一个人手中。片面地追求其中一个方面，往往导致问题陷入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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