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红包”之弊，在“红包”之外

　　红包文化的异化，才是导致红包变“烧包”、“脓包”的根源所在。对于红包腐败，不妨加大挞伐力度，而对于那些正常亲情以及社交中的红包，则不妨多一些宽容。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这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四分之一。其中也不乏借孩子名义，给领导送礼的“红包”。

　　过节如过关。春节的红包红得喜庆，有时候却也让人心惊肉跳。你的红包、我的红包，面子、里子都在其中，尽管都是背过身子各自包，本身注定先存了比较、掂量的心思。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个红彤彤的红包，背后则是金额竞相攀比的“军备竞赛”。于是，很多人只好一边抱怨，一边咬牙发狠派红包。

　　事实上，一直以来，每到春节，关于拒绝红包的讨论就会热闹起来，而几乎每一次的讨论都无疾而终，不了了之。“群发的短信”可以不回，该包的红包却很难不包。为什么？“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像红包之类的“细节”，恰恰就是对个体身处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确认。

　　不仅如此，红包还是中国人的一种节日礼仪，而礼仪，往往有着超乎具体利益之上的精神诉求，授受之间，传递的是一种美好的祝福。红包文化可以有所改变，却很难简单祛除。“杜绝”之难，正在于此。

　　也因此，红包之弊，似乎并不在于红包本身，而在于红包之外，也即红包文化的异化，才是导致红包变“烧包”、“脓包”的根源所在。具体而言，一者，民众日常礼尚往来的红包，不应该掺杂某种暴发户思维，一味讲求厚度，甚至将厚度作为衡量亲情、友情乃至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尺。红包不论大小、厚薄，重要的是承载的浓浓情意。

　　再者，红包也不应该成为讨好上司、疏通关系的腐败夹带。一个小小的红包，实在难以担当种种灰色关联、官场陋规，乃至利益输送的利器。硬要这样做，只能是在扭曲红包的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有鉴于此，似应区别对待不同的红包。对于红包腐败，不妨加大挞伐力度，人人喊打，直到其退出春节。事实上，从去年以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等禁令的约束，以及权力日渐公开透明运行，“不敢送”、“不敢收”的情况，正在蔚成风气。有媒体报道，今年很多“官爸爸”的孩子收到的红包都锐减了。这是一个好兆头，若能坚持下去，必将有效荡涤红包中的种种“非礼”成分。

　　而对于那些正常亲情以及社交中的红包，则不妨多一些宽容。当然，也要从文化心理层面加以引导，以礼仪为本，可以保留红包文化中美好的一面，不搞那种“高端、大气、上档次”式的军备竞赛，更不要让炫耀性的因子侵袭正常的人际来往。

　　还有，红包文化也该与时俱进，适时注入一些新的、健康的文化因子，比如，手机发红包、寄送一些祝福字条，等等。在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感情的表达除了物质，理应有更多元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