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茅于轼日前接受采访时提出火车票价应上涨。他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打算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会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茅于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综合网络)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火车票涨价的建议，其可取和合理之处远超维持现状。但茅于轼让公众多花钱才能乘坐火车，触动了中产和底层屈指可数的利益，这颗苦口良药没有人愿意吃下去。
首先，现在火车票价格低，是因为铁路部门能获得财政的巨额补贴。原铁道部获得的补贴暂且不提，《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也明确，中央财政对铁路总公司实行过渡性补贴。也就是说，火车票便宜是因为中央财政提前替公众掏了一部分钱。财政收入来自每名纳税人，这种间接补贴公众的办法，被认为是效率最低的补贴方式。
其次，公众直接获得补贴，能用“投票”方式促进交通运输业发展。货币通过降低公众税收、发放国民红包和实行票价浮动等方式直补公众，不仅效率高，还赋予了公众“用钱投票”的权利，让其有了和铁路部门博弈的力量。火车、汽车、飞机甚至摩托，谁为公众回家提供更好的服务，谁就能得到更多的国家补贴，继而促进行业的科技发展水平。例如，廉价航空机票价格比火车硬座还要低，如果有足够多的客流，他们还能提升服务或降低价格，与之竞争的铁路肯定不敢轻言涨价。
现在，公众之所以不愿意火车票涨价，是因每个人都能从中沾一点光，却没看到背后付出了更多代价。正如所有人都意识到的，火车票价格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还包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可是如果不能下决心从票价机制开始迅速切割，铁路部门将越来越难驶上法治和市场铺设的轨道。我们作为受影响的个体，愿不愿意放下历史的包袱，愿不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这才是票价背后的现实问题。 □赵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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