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近日又有媒体披露，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1月7日《现代快报》）
罗马城不是一天筑成的，大贪巨蠹也不是一天炼就的。事实上，有些亿万级别的“大老虎”，刚开始也曾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是想干事、能干事、也干成过事的“好干部”。只是随着地位的上升，慢慢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甚至还在心理上形成了“我办了那么多事，做了那么大贡献，多吃一点、多拿一点算什么”的错误观念，以至于一步步滑向腐败的深渊，最终锒铛入狱、晚节不保。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去年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才强调，要督促各级党委和纪委抓早抓小，发现领导干部苗头性问题及时了解核实、诫勉谈话，扯扯袖子，甚至大喝一声。作为纪检监察部门，对于腐败行为与贪腐官员“抓早抓小”很有必要，也是应尽之责，但如果官员自己也将落马原因归咎于“组织未能早点提醒”，则无疑显得十分可笑。
令人不安的是，有类似看法的贪官居然还不在少数，盘点这些年落马的大小官员，不少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巨贪胡长清就曾“反思”，“如果有人早点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被称为“海南第一贪”的戚火贵，在执行死刑前也说，“如果当初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而河北“第一秘”李真身陷囹圄时也是埋怨没人早点提醒他。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大批落马贪官之所以纷纷抱怨“组织提醒的太晚”，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部分减轻其内心的罪责感，释放压力、避免煎熬。不过，就社会和政治的意义来讲，如果官员整天不是反省自己的行为、错误，而是一味将反腐倡廉的责任推给组织、推给体制，那无疑是十分危险的。须知，再严密的体制也不是天衣无缝的，如果为官者一门心思找空子，总有漏洞可钻。问题是，这样出了问题究竟该怪谁呢？事实上，诸如警惕玩物丧志、不要与商人勾肩搭背这样的“提醒”，中央、民间、媒体念叨的还少吗？难道非要指名道姓才算是“提醒”？
所以说，尽管国家层面的制度构建、组织部门的抓早抓小，对于预防腐败作用关键，但官员个人也不应该放松对于自己的内心约束，多些“吾日三省吾身”的个人修养很有必要。否则，即便组织时时提醒，如果官员听不进去，甚至把提醒当耳旁风，那也是白搭。等到落马后再抱怨“组织提醒的太晚”，难免显得矫情虚伪，甚至比一些人的“鳄鱼的眼泪”更叫民众厌恶与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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