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件挺滑稽的事：中央纪委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查实了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去年9月底，倪发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1月7日人民网）
语言表达再贫乏的贪官，在落马之后总能找到为自己解释、开脱的各种理由，有的不乏妙语连珠，甚至警语连连，倪发科也不例外。不过，倪发科找的借口与众不同，很有点幽默的成分。他不是说自己放松了学习，不检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更不提自己滥用权力、权钱交易，而是怪组织没有及时处理自己，也就是说，组织对其监管不到位。他的这句话很能迷惑一部分人。
不错，我们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比较滞后，我们反腐的力度还有待加大，问题是，如果把自己的腐败推到组织没有早提醒，恐怕是不能服人的。组织没有提醒吗？可以说从你入党的那一天起，组织就在强调党性、强调党的纯洁性、强调为人民服务。至于你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党的反腐教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像陈希同这样的国际反腐领导小组成员还在给别人讲反腐败，提醒别人，怎么能说没有提醒呢？
说到“早处理我两年，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话也许说的有道理。可是谁有那么神的预测本领，处理得恰如其分。早处理两年，早几年呢？如果早到3年前，在你没有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前就处理了你，那怎么有接触上了玉石这档子事，没有疯狂收藏玉石的故事，当然也就没有今日锒铛入狱的事了。如果按早处理几年的逻辑，皇帝早几年处理和珅，最好在和珅没当上宰相之前就处理掉，怎么会有后来富可敌国的和珅呢？然而，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愿望。早处理，难在一个“早”字，何时为“早”？如果都能做到早处理，天下就不会出现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这样的“著名”贪官了。
倪发科的抱怨，让人很容易想起多年前流行的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犯罪伏法前，曾狠狠地咬掉了母亲的乳头，说：“是你惯坏了我，不是你娇生惯养，我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在我看来，这同倪发科的抱怨有相似之处。是的，如果那位母亲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处理掉那个孽种，那怎么会有后来的一切呢？麻烦在于，谁都无法早知道，更无法控制什么时候处理为最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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