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一天，法学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边，以爬行方式行进一公里。一年前，这位法律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个人微博上公开打赌，预言“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赌输的代价是“罚自己爬行一公里”。（《北京青年报》1月6日）
尽管范教授的“一公里”爬得很辛苦，但他仍坚持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内，公务员财产公示“还是会朝这个方向进步”。尽管类似以“打赌”方式表达对公共政策的期待的做法，未必完全可取，但爬行背后的坚持仍让人动容。
与范教授有着同样诉求的民众其实不在少数，一直以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都在期待公务员财产公示的真正实施。这些年来，尽管一些地方在这方面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但在舆论漩涡中没过多久就搁浅了。
无论是各地财产公开尝试的起伏，还是范教授输掉赌约，隐隐约约中，它们其实都指向一个并不遥远的交叉点，也就是说，在公务员财产公示的问题上，尽管阻力依然很大，甚至不免磕磕绊绊，但却正在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而这，也是切实推动国内公务员财产公开的坚实民意基础。
一方面，公务员财产公示是政治开放的应有之义，是现代社会从事公务人员的职责和义务。这种公开，不仅符合现代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伦理，也关涉到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界限的厘清。越是早公开、彻底公开，则公权力的权威和公信力就越强。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财产公示在技术层面上亦不成为问题。当然，目标再正确的事情，也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力，也需要循序渐进。
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中，已明确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其中也提到“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
总之，对于公务员财产公开，民意期待了太久，当务之急在于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有行动，民众才不会失望，才有可能杜绝类似打赌这样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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