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波：对“株连式拆迁”说不 要靠法治

　　在安徽省太湖县城管局的办公楼里，副局长陈龙仿佛成了“多余的人”。在过去的20多天里，不再有人向他汇报工作，不再有人通知他参加会议，甚至不再有人能批准他的请假，原来他被“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征调，拆迁女儿的房子。（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我是被拆迁人的父亲，也是被拆迁户，怎么去做拆迁工作？”显然，这又是一起违背法律和人伦的“株连式拆迁”事件，就是将亲情当作拆迁工作的抵押品，如此下三滥手段实在令人作呕。

　　其实，对频发的“株连式拆迁”现象，近年来，我们不缺三令五申。2011年中纪委就曾专门发文明确，要重点查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或突击、株连等方式强制征地拆迁行为”，并强调，“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然而，“株连式拆迁”现象何以有禁不止？除了征地拆迁背后的利益、政府拆迁权力完全没有被“关进制度笼子”外，权利人的隐忍、屈服无疑也助长了“株连式拆迁”的“野蛮生长”，公民合法权利的进一步萎缩。而陈龙的抗争则表明，面对“株连式拆迁”要有敢于说不的勇气。

　　不过，说不也要有一定的底气。其一，一些地方之所以敢于搞“株连式拆迁”，就是看准了绝大部分人在“权力”与“权利”，“公职”和“亲情”之间难以取舍的心态，才以公职为筹码逼其“大义灭亲”。而陈龙决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这一举动，显然让当地政府手中的“亲情牌”归于失效；其二，有此前维权成功经验的借鉴与鼓舞。比如，湖南邵阳绥宁县城管局纪检组长蒋开松、长沙市天心区教师谭双喜，都是因未能说服家人配合拆迁而被停职和调岗，后因在微博上求助媒体介入而官复原职，迫使官方撤销了调岗决定。

　　不过，蒋开松、谭双喜和陈龙的经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复制的。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淡公职。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民众，未必都能够有陈龙们那样的勇气，绝大部分人都妥协了，“因为没有条件抵抗”。

　　显然，对“株连式拆迁”说不，既要靠公民勇气，更要靠法治，一方面要将“绝对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让其危害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一旦谁滥用公权搞违法缺德的“株连式拆迁”，就要付出法律代价，从而营造公权私权各守其分的制度环境。

　　如此，公民才有对“株连式拆迁”说不的法律底气。杨立波（湖北安陆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