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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3月28日《新华网》转引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山西省民政厅为建造办公楼和宿舍楼，竟然挪用了2000多万救灾捐赠款和260万元福利金，与这些挪用资金名义下建设的救灾仓储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寒酸、狭促相比，13000平方米的民政厅办公大楼，3室2厅157平方米、4室2厅190多平方米的宿舍楼显得异常气派、阔绰。 ——又是一则刺眼的“挪用”新闻。“救灾款”、“福利金”与“豪华办公楼”的鲜明反差再次刺激着人们的道义神经。可是，水利部门挪用水利基金，教育部门挪用教育经费，体育部门挪用奥运资金，——仅在去年的审计风暴中，类似的新闻何曾少见？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屡见不鲜、一再上演？ 显然，除了道义的谴责之外，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其中的深层根源。其实，透过“民政部门——救灾款、水利部门——水利基金、教育部门——教育经费”这些挪用轨迹，“规律性”不难找到，那就是，相关部门的公共行政管理权在这里都成了部门自我牟利的“自利权”，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挪用”，国家权力被部门化、公共行政蜕变为部门行政。无疑，部门行政的盛行，正是挪用事件层出不穷的真正病灶。 部门行政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行政呢？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权力过大的行政，凡是部门行业范围所及，都是其权力触角所到之处。如民政部门，举凡灾害救助、慈善捐款、社会福利，无论是否有相关社会公益组织可以在其中发挥自治作用，也无论是否有动用公权的必要，不仅事无巨细它都可以管，而且涉及的资金也都由其掌控、支配；其二，它是缺乏制度管束的行政。动辄数千万的资金调拨、使用，事前的预算控制、事中的财政监督、事后的审计，往往都形同虚设，2000万元的救灾款，随便用一个名义就“申请”下来了，当初预算怎么编制的，后来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是否名实相副，几乎都是一笔糊涂帐。 显而易见，过大的权力，再加上缺乏监督的权力，这种背景下的行政，不由公而私岂不太难？笔者注意到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山西省民政厅告诉记者，办公楼立项后，所需5000万元建设资金，除省里拨款1000万元，剩余4000万元属民政厅自筹。这里的矛盾无疑十分明显：办公楼立项立得到底是多少使用资金？1000万元还是5000万元，如果是前者，民政厅为什么不按立项行事？如果是后者，那么为什么又只拨1000万元，而大头让“自筹”？——一个行政机关，又不是企业，它能怎么筹？除了滥用公共权力外，还能怎么筹？显然，无论这里是何种情况，行政权力过大、缺乏应有的规制，使用太过随意，都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行政者利用行政权力自利的现象，并非不可理喻，按照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实际上也属于“经济人”，因此其在行政过程中，同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但是从政府服务于社会公益的基本政治逻辑看，行政公权部门化、私利化又是不能被允许的，所以，要避免行政者的自利冲动，就必须从外部给予强力制约，一方面要削减行政者手中过多过滥的权力，一方面更要对必要的公共权力进行多方面的监督、制约，确保其最大限度地在公益轨道内运行。惟其如此，部门行政才能真正走向公共行政，“挪用”之类的滥用权力的现象才有望根本杜绝。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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