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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组织需要，调整工作岗位，考虑代表职务的特点，特提出辞去区人大代表职务。”这是浙江宁波市某区人大代表向“组织”提出的辞呈。该代表对上述辞职理由给出的具体解释是：“当人大代表，要实实在在地为选民服务。既然不能很好地在人大代表的位置上为大家服务，就不妨辞去这个职务，把位置让给别人。”这番解释当中，包含着该代表对“人民代表”身份和职责的朴素理解。 而该代表原所在选区的人大负责人，对此类做法的理解则显然比该代表的朴素理解要更加深刻。按照该领导的介绍：“按目前人大组织结构的通例，下一级行政单位的领导几乎是当然的人大代表———地市级的领导是省人大代表，县长是市人大代表，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是区人大代表……”而另一种通例是：“新一届的人大代表刚选举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政府组成人员重新任命，一些人大代表担任的行政职务随之变动。”因这两种“通例”同时存在，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如下的矛盾：“人大代表调离后，如果不辞职，这些调离的代表占了名额，其他新调进来的人员就不能被补选为代表。”因此，党政领导因行政职务调动而辞去人大代表，并不仅仅出于对选民负责的自觉，同时也是腾出位子，以便后来的行政领导能够“补选”为代表。 以上来自代表个人和人大组织的两种解释中，都没能很好地解释清楚代表辞职与选民意愿之间的真实关系。虽然如前所述，提出辞职的人大代表对代表职责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有朴素的理解，但这种朴素的认识当中，还是缺少人大代表理应具备的清晰的责任意识。“不妨辞去这个职务”、“把位置让给别人”的表述，显示出在该代表的理解中，人大代表是一种一经选举产生，便为代表个人所既得的“职务”和“位置”，当代表自认为无法尽责时，不但可以单方面选择放弃，甚至能够以这种放弃而显示高风亮节，却几乎没有对选民在选举过程中对自己的责任信托进行考虑。举一个极端的情况，若是该代表提出辞呈之后，人大机构或当地选民，却以该代表尚未完成代表职责为由而不批准，那么该代表会为了对选民负责，选择放弃行政职务升迁或调动，而以人大代表身份“实实在在地为选民服务”吗？当然不会！因此，在行政官员与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中，官员与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是“硬约束”，选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倒成了可以随时更改、放弃的“软约束”。于是所谓“对选民负责”的辞职举动，不过是另一种说法的服从组织安排而已。 至于第二种说法，则更加清楚地解释了“官员代表”辞职的真实原因，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据了解，宁波市所属各市县之所以会在两年内有百余名各级人大代表辞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宁波市开始推行的“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在这个制度安排下，调离原工作区域的行政干部应该“主动”辞去原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职务，腾出的位置则由后来调入的干部“补选”替代，以使“下一级行政单位的领导几乎是当然的人大代表”这一“通例”能够顺畅延续。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也是针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代表”已经离开多年，“人民”却还毫不知情，而采取的矫正措施。但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还是着眼于处理、协调行政与人大之间，因工作安排而产生的矛盾，对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据统计，宁波市某县因行政工作调动而辞职的人大代表达代表总人数的10%之多，即使不考虑其他各种因素，这种高比例的代表变动，也必然对人大工作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 而且如宁波某区人大负责人所言，各级领导干部过于“当然”地成为人大代表，使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比例过高，也必然影响到人大履行对政府及所属部门的监督。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往往不再是提交代表审议的汇报，而是成了代表们争相学习的精神和文件。各级政府领导在“两会”期间到各代表团参加讨论，不但不会受到代表质询，反而成了关怀代表、视察工作、宣讲政策的机会。人大对政府监督职责的这种“软化”，无论是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还是对人大制度的完善，及政府工作的改进，都没有任何帮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围绕这一制度而进行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以完善人大制度、维护人大根本政治原则为本。针对过于微观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技术性制度改变，虽然可以缓解一些迫切的矛盾，却可能给群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解，带来更大的混乱和困惑，也使这一制度本身受到更大的扭曲。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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