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银河写的第一封信，写在五线谱上，他是这样开头的：“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李银河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

　　我虽然不是女人，也被这朴素文字中的诗意、温情乃至机智和幽默所打动了。出于一种直觉，我相信如此至情至性的人，必能写出至美之文。于是抱着这样一种期望，我读完了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王小波杂文自选集》《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地久天长》《黑铁时代》——已经出版的全部作品。

　　读完后，我对王小波被人称为“文坛外高手”感到奇怪。写了不少好作品，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为什么还在“文坛外”?而有些人没写什么了不得的作品，却常常自称“我们的文坛”。后来想起一则笑话，有个作家外出住旅馆时被要求登记。

　　问：什么单位的?答：作协。问者听声记字儿：“职业：做鞋。”于是我明白了，王小波不曾加入“做鞋者行会”，于是推崇他的人只好说“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因此，国内“文坛”对这位“文坛外行”的英年早逝及其遗作保持沉默，表现出所谓“批评的缺席”。既然“内行”缺席，我这个与王小波同道的外行就决定也做一回不速之客，写一篇本不必由我写的文坛外评论。

　　“发愣”的王小波

　　我不懂也不喜欢研究小说的结构，我读书喜欢找有趣的东西。一篇结构再完美的作品，也未必有趣。而事实上有些挖空心思把小说结构弄得十分复杂的当代作家，却有一颗“枯燥的灵魂”(狄更斯语)和无趣的文笔。一般来说，有趣的往往也有益于身心，枯燥的作家只会把肉麻当有趣。肉麻有余而有趣不足，正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通病。即使在当代作家立志做有益文章的那些探讨“世道人心”的文章里，有益的东西也极少。而“有趣”这种东西，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就更为罕见了。但我竟意外并且惊喜地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发现了一座有趣的富矿。他在《红拂夜奔〈序〉》里曾经这样宣布：“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

　　在《王小波杂文自选集·自序》中他又认为：“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枯燥而乏味的作家只会进行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的道德说教，而王小波推崇的马克·吐温曾在《哈克贝里·芬》的开头宣布：“任何人如企图从中寻找道德寓意，就将把他放逐。”

　　王小波小说中最让我忍俊不禁的，是对“发愣”的出色描写。《白银时代》中有这样一段：“在班上，我总是对着那台单色电脑发愣。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有时，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头头在室里时，就会来问上一句：喂!怎么了你?……人不该　　发愣，除非他想招人眼目，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只有自己家里的)桌子后面是最好的发愣场所。”我立刻就愣住了——这实在太有趣了，有趣得叫人不得不发愣。凡是常发愣的人，都知道发愣是多么有趣而且有益。但是头头却反对发愣，发愣的人会遭到当头棒喝：“怎么了你?”在小说《万寿寺》中，“一个胖胖的女　　人对我说：愣着干啥。这几天我总在发愣，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既然别人这么说，愣着显然是不对的。”不仅头头反对发愣，连不是头头的人都可以对发愣的人加以申斥：“愣着干啥。”发愣的人简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王小波笔下的古人也会发愣，比如：“薛嵩发了一会儿愣。”(《万寿寺》)还有，“薛嵩手下这伙雇佣兵从长安城跟薛嵩跋山涉水，到凤凰寨来。……结果发现这片疆域是一片荒凉的红土山坡。”于是他们把薛嵩打了一顿。最有趣的是，谁也想不到这伙雇佣兵打完薛嵩以后会干什么，原来他们“打完以后却都发起愣来”。

　　很显然，王小波对“发愣”极其重视，“发愣”被当作是不论古今的普遍人性。

　　而且发愣还是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件，所以有人对薛嵩说话，“薛嵩听了倒是一愣……愣过了以后……”我读书不算太少，但从没见过有人把“发愣”作为人生转折的重要分水岭，竟有“愣过了之后”这样的前后区别。显然，王小波认为“发愣”改变了人生，而“愣过了之后”往往就会大彻大悟。呜呼，“愣”之为用大矣哉!

　　在小说《红拂夜奔》中，王小波概括了“发愣”的意义：“我生活在长安城里也要发愣，或者是人活在世上不发愣根本就不成。不管是长安城还是洛阳城，哪里都有合情合理的地方。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最为合情合理的就是我们眼前的世界。”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人从不发愣，世界就永远不会合情合理，正是因为人　　有对不合情理的世界或自称“最为合情合理的世界”发愣的能力，所以世界才会一天比一天合情合理。“眼前的世界”或许确实已经十分合情合理，但能够通过发愣来发现合情合理表象下的众多不合情理，然后努力改造其不合情理的部分，使将来的世界比眼前的世界更加合情合理，那样生命才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　　上说，王小波为之奋斗至死的，就是争取神圣的发愣权力。

　　王小波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写道：“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如不其然，就会引起火灾。”发呆与发愣是同伙，而发呆或发愣被王小波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与饮食男女等量齐观的人权高度。众所周知读书人经常发愣，也最会发呆，所　　以他们被从不发愣的人们称为“书呆子”。王小波这段从“发呆”到“火灾”的话,逻辑十分混乱，而且看不出任何辩证关系，连不爱发愣的人读了也难免要愣上一愣——然后嗤之以鼻。但常发愣的人读了一定十分好奇，然后一定会去读王小波的小说，所以用不着我多费笔墨来理顺其中的逻辑。其实明显逻辑混乱的话，往往比逻辑严密的胡说更有趣，更何况逻辑混乱本身还能启人发愣。

　　“想入非非”的王小波

　　但读者显然不明白“头头”为什么要干涉王二、薛嵩或李靖的发愣，并不遗余力地要剥夺这一天赋人权——这件事情把我也弄得像个愣头青。但我“愣过了之后”，似乎也若有所悟：原来“头头”认为人在“发愣”的时候总是会“想入非非”。

　　想入非非本是佛教术语，比如“非想非非想”——这就是说：发愣的时候既不是在思想，也不是不在思想；用中国本土的说法叫做若有所思。“有所思”而又“若”，着实难办。所以这非想非非想，就属于“非法非非法”，即既是非法，又不是非法。

　　这太让“头头”头疼了!头头可以规定什么可以想，什么不可以想，对这非想非非想就有点束手无策。然而中国文化中恒久不变的道，就是“头头是道”，于是头头就难免会这样想：不如干脆禁止想入非非的发愣，免得添乱。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举了一个非想非非想亦即“若有所思”的例子：王二在想象中强奸了×海鹰。这种“若”而且“有所思”(汉乐府情歌名)自然不属于“思无邪”(中国正统诗论)的范畴，然而王小波在批评了王二的错误思想之后，振聋发聩地指出：“我还以为这样干虽然很不对，但是想一想总是可以的。要　　是连想都不让想，恐怕就会干出来了。”我认为这个对想入非非的辩护非常充分。

　　越是不允许某人干某件事，就越不该禁止他对此事想入非非。假设我是葡萄的主人，我虽然不希望我的葡萄被狐狸吃了，但我却无法禁止他这样想入非非：葡萄一定是酸的。况且狐狸的想入非非不仅丝毫不影响我的葡萄之事实上的非酸非非酸，而且狐狸的想入非非对我十分有利：他会因此走开不来烦我，并且再也不打葡萄的主意。

　　如果我竟不自量力地禁止狐狸想入非非，或者对根本无力禁止的想入非非勃然大怒：你竟敢恶毒攻击，猖狂进攻，说我的葡萄不甜?那么狡猾的狐狸虽然愿意承认葡萄不酸，但肯定要跟我没完，非要想办法(还是免不了要想)把我的葡萄弄到手不可，甚至非要把我的葡萄架拉倒、非要把我的葡萄藤烧光，也未可知。弄到最后，我只好承认：这是我逼着他这么干的!而且我也不得不承认：我这么逼他十分愚蠢!我并不认为想入非非一定好，比如王二对×海鹰的想入非非当然是有不如无;我也并不认为想入非非一定对，比如狐狸对葡萄的想入非非就与事实不符。但任何人(尤其是头头们)都应该明白，禁止想入非非丝毫无助于根除想入非非，相反只会迅速催生和大量繁殖想入非非。

　　但这只是我这种愚蠢的人的观点，问题是任何人同样无法阻止头头这样想入非非：我就不信连我这样的伟人也禁止不了别人想入非非。比如头头会这样想入非非：

　　“保住一座城市的关键所在，就是让里面的人永远不要想入非非。”(《红拂夜奔》)其实禁止想入非非是世上最不可能办到的事，然而古今不少头头却妄图逆天而行，并把这种逆天而行自称为“替天行道”。于是王小波发现：“洛阳城和长安城这两座城市很相像——比方说，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下，想入非非都属非法。”(《红拂夜奔》)因此王小波说：“想要防止想入非非，必须由最擅长想入非非的人来制定措施。”(《红拂夜奔》)因为妄想禁止想入非非，是世界上最想入非非的事。把最想入非非的事情付诸实践的人，不是愚人就是疯子。如果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头头越是想禁止人们想入非非，就越是有人会想入非非。王小波的作品，正是最突出的想入非非的实例。

　　因此，迷恋想入非非的王小波总结出一条“想入非非定理”：“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定理是这样的：凡是两脚直立行走，会使用一种语言的，都是人类，不管他是黄是黑；反正饿了就想吃，困了就想睡。还有一系列重要特征，比方说听报告就犯困，贫困时就会想入非非……等等。”(《红拂夜奔》)所谓“贫困时就会想入非非”，不仅指物质的贫困，还有精神的贫困，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贫困”。王二对×海鹰的想入非非，是由于性能量释放机会的贫困；而激发人们想入非非的部分原因，正是想入非非权力的贫困。换言之，如果不禁止想入非非，世界上的想入非非反而会比禁止的时期少一些。可惜禁止想入非非的头头，偏偏不明白这一简单真理。

　　“寻找神奇”的王小波

　　虽然本文是对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一个非学院化的解读，但似乎还是免不了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一、王小波的小说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想入非非?对此我不愿透露太多，正如把故事的结局先告诉你会让你读的时候索然无味一样。我只能这么说：由于王小波的小说是当代最想入非非的小说，所以凡是被竭力禁止想入非非的头头认为属于想入非非的东西，王小波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有。

　　二、王小波为什么要写这些想入非非的小说?这个问题旁人是很难胡猜的，幸而王小波自己作出了明确回答：“爱丽丝漫游奇境时说，一切都越来越神奇了。想入非非就是寻找神奇。”(《革命时期的爱情》)所谓神奇就是王小波说的人生不可或缺的“诗意的世界”。读完王小波的小说，每一个爱好想入非非的人一定会承认　　王小波找到了不少神奇的诗意世界，读者也因此眼福不浅地跟随他漫游了不少奇境。

　　为了节省篇幅，我运用窥一斑见全豹的方法，对以上两个问题，概括性地举一个例子。上文提到王二曾想入非非地在想象中强奸×海鹰，但他拿不准是否可以当面赞美×海鹰漂亮，于是就引出了以下“神奇”的想入非非：

　　“在革命时期里，漂亮不漂亮还会导出很复杂的伦理问题。首先，漂亮分为实际上漂亮和伦理上漂亮两种。实际上是指三围，伦理上指我们承认不承认。假如对方是反革命分子，不管三围和脸如何，都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就有：一、假设我们是革命的一方，对方是反革命的一方，不管她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堕落。二、假设我们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方是革命的一方，只要对方实际上漂亮，我们就予承认，以便强奸她。其它的情况不必再讲，仅从上述讨论就可以知道，在漂亮这个论域里，革命的一方很是吃亏，所以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革命时期的爱情》)

　　很难否认，能够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这种妙论的人，是一个擅长想入非非的天才。

    　重要的是，王小波的想入非非既不同于王二对×海鹰的想入非非，也不同于狐狸对葡萄的想入非非，王小波的想入非非是令人拍案惊奇的想入非非，王小波的想入非非所找到的神奇，是真正的化腐朽为神奇：就是从毫无诗意的世界中找出诗意，就是从悲剧性现实中提炼出喜剧性，就是从合理性世界中挖掘出荒诞性。从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入非非中，王小波找到了自己生命与存在的独特意义。他说：“惟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找神奇。”(《革命时期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