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恣肆汪洋的议论，哲学家无边无际的玄想，在某些领域可能是有益的。当涉及历史事实时，有时却不免尴尬。十多年来，越唱越火的流行行曲之一是，新文化运动“激进”!“全盘西化”!

　　请看看中国妇女当时的处境吧!她们要的不过是婚姻自主、受教育和平等的生存(财产)与政治权利。可是，固化在风俗习惯和法律上的社会制度，却拒绝承认这些是她们生下来就应有的权利。于是，在血泪斑斑的“李超”、烈女、贞女、节妇后面，是两亿逆来顺受、默默无言的女奴。

　　这些公民权或人权确实源于西方。但让一半乃至全体中国人身受其害的这些灾难，是西化的恶果还是传统的沉疴?为什么朝野权贵乐于享尽西方“物质文明”，却把具有普世性的优秀的西方“精神文明”视若寇仇?时至20世纪，新文化运动再一次呼喊：中国人应该自由、平等、尊严地生活；军阀、政客和御用文人却以“国情特别”，坚决把这些要求拒诸门外；两者难道没有此是彼非之分吗?

　　说到“激进”，千万不要忘记：鸦片战争后不久，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传入中国；但直至甲午战争前后，作为启蒙先驱的男子汉替妇女提出的主要要求不过是“不缠足”，外加办一点“女学”；而女同胞自身依然是沉默的一群。

　　进入20世纪，在涌现一批女留学生、女革命志士的同时，清帝国在制订《大清民律草案》和《新刑律》的时候，已经发觉中国人“唯以其皆在家族制度之下，并非对于国而负责任，故无往而不劣败。”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家族主义，提高到“国族主义”的水平，“非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不可；欲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则又非与以营业自由及言论各种自由不可。”1“各种自由”之一的婚姻自由也开始露出一丝缝隙，《民律草案》第1431条中规定“当事人无结婚之意思”的婚姻是无效的，但仍有须经父母允许和不平等的离婚条件等条文。2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不过是完成清末新政来不及做完的事，让中国人彻底摆脱家族制度的束缚，不分性别，皆成为自由、平等的现代公民。

　　历时几十年酝酿，要求扩大自由、实现平等的笔墨争议，追求的是现行法律和风俗习惯合情合理的改革，这是稳健，还是激进?

　　从法律上看，中国人民取得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是1930年的事。那一年公布的《民法》规定，除未满20岁的未成年人的婚姻行为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外，婚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主，离婚条件平等，财产权也大体平等和比较合理。纳妾已属非法。3没有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历次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官方文化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

　　但纸上的东西与社会实际生活不一定相符。纳妾等现象的严厉禁止，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至于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消除“第二性”，更有待于长期、艰巨的努力，而其基础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教育、法治的高度发展和健全。在闭塞的穷乡僻壤，在传统宗法专制观念泛滥的地区，那些为嘴巴苦苦挣扎的男女，那里谈得上什么公民权和自由、平等?不过，从自由、平等观念到有关的基础条件都是舶来品。时至今日，要在这一问题上“回归传统”的人，恐怕极为罕见了。其实，摆出一付可怕的卫道面孔，在“姓中姓西”、“姓资姓社 ”上大做文章之辈，非愚即诬，祸国殃民，莫此为甚!谓予不信，不妨翻开19、20世纪中国史，有谁能找到切实可靠的证据，证明那一年、那一件事的大失败和大挫折，是学习西方主流文化造成的?又有谁能证明从甲午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类奇耻大辱，不是拒绝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恶果?

　　1999年5月

　　1 政府特派员杨度在资政院第21次会议上《关于修改刑律的演讲》，《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8、529页。

　　2 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5页。

　　3 《六法全书·民法》，上海法学编译社会1932年版第138～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