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读者〉传奇》，才蓦然一惊，不知不觉中这份青少年阅读量最大的杂志竟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光，最初读它的那些稚嫩的中学生、大学生们，现已三四十岁、有的甚至直奔五十，已经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可以说，《读者》的许多精神、价值已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渗入一代人的心灵。为《读者》作传，此正其时。

　　这二十几年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充满种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办非“党政”类大众读物是(起码曾经是)风险不低的行业，与它同时创刊的杂志“夭折”者不知凡几，《读者》却能一路走过，并创辉煌，堪称“传奇”。它的“传奇”，也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史的浓缩。

　　若从出版、发行角度来看，《读者》的历史是文化管理体制逐步“松绑”，改革步步深入的历史。《读者》1981年的创办，“正规”的邮局对其并不看好，甚至一度拒绝其在邮局发行。相反，倒是此时“才露尖尖角”但仍处于“半地下”状态、被全社会不无歧视地称为“倒爷”的个体书贩(当时还谈不上“书商”)慧眼相中，迅速将其摆上书摊，使面世不久的《读者》发行量猛增。几年后，它的发行量就达到创纪录的180万份，但体制规定和利益争夺使他们只能在兰州印刷、发行，远远不能适应如此大刊发展的需要。从1985年开始，出版者就不断争取在异地分印、异地邮局发行的权利，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获得。当时，杂志出版者连交给谁印刷、交给谁发行的权力都没有，足见体制之僵化。争取异地分印、发行原本仅想解决迅速出版、发行的问题，结果引出了印刷、发行机制的竞争，竟促发了二者的体制改革。

　　与“体制的历程”相比，《读者》的“精神历程”则更多风风雨雨，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极为复杂多变的文化、思想氛围。1981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仍处“拨乱反正”阶段，“文革”造成的成千上万冤案正在迅速平反。其中，刘少奇、彭德怀冤案的平反举世瞩目。创刊号的《读者》准备登出《共和国主席之死》、《彭德怀的最后八年》等三篇文章，没想到广告登出后却引起“两位领导”的质询，主管部门“立即下文”，问它“有什么背景，怎么一开始就弄这么多敏感的问题？”于是只得匆忙将这三篇文章撤下。“出师不利”，使它走上了今天读者们习惯的“人性化”道路。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它几乎被关闭，其“问题”甚至反映到总书记胡耀邦处。在如此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并未仅据某些“小报告”就遽下结论，而是深入调查，查明实情，终使它平安过关。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确令人怀念，值得推广。

　　《读者》现在依然辉煌，但仍应看到背后的危机。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体制的深层问题并未解决，其产权并未明晰。随着它的发展，这一问题必将反映出来。能否顺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是《读者》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其他一些杂志，就是因此而“翻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