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士批判偷鸡腿妈妈是苛责人性

　　山东一位单亲妈妈刘金燕带着收养的两个孩子在南京治病，孩子从小就有肾病症状，常年治疗未有治愈。这次治病过程中，窘迫的刘金燕从超市偷拿了鸡腿被发现，而后她的故事感动了舆论，社会人士捐款给孩子治病。刘金燕与孩子的人生在南京被改变。

　　看待这件舆论事件，需要厘清事实与口水两条线索。事实上，刘金燕不是惯偷，社会捐款经过专业操作，她无法支配，而是挂在基金会经过审核后直接支付医院。而且，捐款通道已经关闭。记者远赴刘金燕的家乡，也搞清楚了，她为孩子的付出是真实的。

　　但是，舆论不分出正反两个阵营就不叫做舆论了。而且，舆论过程中一波接一波有进展，期待剧情反转几乎是命定的大众心理。反转果然如果降临，超市人员揭露出刘金燕除了偷拿鸡腿，还偷拿过白糖。等待反转的舆论势能一下子泄洪，喧哗吵闹异常大声。

　　在这些为反转剧情兴奋的人看来，他们找到了抨击刘金燕的理由，比如说她道德有亏，甚至给她贴上“惯偷”的标签。这么做的目的，一是要推翻此前舆论制造的所谓“伟大妈妈”的形象，二是要从逻辑上推断刘金燕不配拿到捐款，因为道德有亏。

　　这么多指责刘金燕的喧哗声音，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道德卫兵”，转移焦点，也制造了舆论后期的噪音，纷纷给刘金燕投掷道德的“匕首”。但这些以道德攻击为能事的“口炮党”欠缺一种冷静的认知：刘金燕是不是伟大妈妈根本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孩子的大病医疗救助。

　　刘金燕老家的新农合报销孩子一部分医疗费，但在大病重病之前，新农合代表的官方救助体系力有不逮。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救助体系成为必要补充。问题在于，民间救助入场的时机有些随机，因为它不是普惠的，刘金燕很幸运地因为舆论聚焦而有机会开启。

　　差不多可以这样讲，抨击刘金燕“道德圣母”的人不会为她捐款，捐款的人看重的是孩子的救命，至于刘金燕是否亲生母亲，是否偷拿超市商品，并不在捐款人的考虑范围。打个比方，假设刘金燕就是个杀人犯，她难道就没有资格获得社会救助吗？完全不是。

　　在民间救助给予的帮助下，刘金燕的孩子得到了很妥当的医疗条件，这是她从前挣扎在因病致贫时无法办到的。但我们也很清楚，社会捐助的动员与她的故事密切相关。许多同样家有重病人的家庭，默默无闻地生死，刘金燕与之相比，属于非常幸运的特例。

　　口水淹向刘金燕，只因为她多拿过一包糖，并试图以此切断她家获得社会救助的道德资格。这种纠缠在道德上的低能争议，到现在变成了泄愤，变成了无来由的谴责痛骂，反映了舆论中存在一部分被道德洁癖蒙蔽了双眼的“理中客”，他们被自己制造的幻觉给困住了。

　　在这种道德幻觉被一包糖击碎之后，“口炮党”们转而对刘金燕加以污名化，这是舆论反转后的副产品与“毒副作用”，要将刘金燕拉下神坛——可笑的是，刘金燕从来没站在那上面，哪怕一秒钟。而对于儿童大病救助问题的更多层面，这种道德洁癖患者完全没想法。

　　如果道德爱好者在刘金燕一事上要自证道德洁癖的崇高，可有如下做法：既然说刘金燕道德有亏，不配有捐款，那就请你捐给那些同样病重而又默默无闻的家庭；如果反感刘金燕佩戴“伟大妈妈”的称号，那就去反对那些给她这个牌子的人，而不是憎恶刘本人。

　　与道德攻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类似的儿童大病救助只能是发现一个救助一个，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官方救助与民间帮扶并未形成有效的衔接与覆盖，假如刘金燕没有走进那个超市，她的女儿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可靠的医疗方案之外，这才是真正要被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