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干预，才是真正尊重人才尊重科学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更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讲了就必须要做到，而且一定要‘面子’和‘里子’一起做!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这是李克强总理在5月30日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会场掌声打断了3次的讲话。总理的一席话，激发了在场科研人员的强烈共鸣，最终也将化作他们接下来工作中的殷殷期待。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万马齐喑的中国知识界被重新唤醒的历史时刻。从那时起，科研工作者再获尊重，他们的价值和地位也被重新认可。但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一直在喊，但“面子”和“里子”是否一致，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就饱受学者们诟病的科研管理体制来说，无论是那些已经锒铛入狱的教授校长，还是依旧在表格的海洋中迷失方向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体制痼疾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因为经费问题被处分乃至入狱的学者，假如当年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合理的，他们完全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与1978年之前整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将知识分子边缘化不同，今天的教学科研人员已经拥有不错的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同。存留的问题在于，科研体制的设计首要目的还不是为了服务科研人员，而是为了管理、监控科研人员。再者，在奉行表格主义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群体。这些群体成员分布在高校科研机构，也分布在科技、教育、两院、基金会等部门，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自主性。

　　以行政管理的手段管理科研人员，后果当然非常严重。总理在讲话中举了6个例子，除了第一个例子是强调对基础学科的投入，其他5个例子，不同部门对大学实验室楼层多少有不同规定，基层科学人头费被严重压低，科研人员1/3时间用于填表格，“星期天工程师”案例，以及学者升副处级不能享受市场期权激励等等，都在反思目前科研管理体制存在的束缚作用。

　　科学研究，不分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都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作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国家扮演的角色应当是服务者+管理者，服务应当优先管理。由国家出面，制定规划和纲要，提供基金支持，这些都是极为必要的，尤其针对很难产生直接回报的基础学科更是如此。但除此之外，科研体制应该尽可能保证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尽可能让他们少一些事务性的消耗，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不是平添烦恼。

　　李克强总理打了一个比喻，政府对科研的管理有时候像“对小学生”一样。不客气地说，有个别高校和科研机构，行政人员针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不但像小学生，更像犯人，采取的是一种不信任、强怀疑的态度。可以说，在每一次严格细致的发票审核背后，建立的都是行政人员满满的职业认同，消耗的却是科研工作者的宝贵精力。

　　李克强总理在会上直截了当地强调：“要给广大科研人员必要的自主空间和自主权，让他们独立自主决策，科学有效管理，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对科研项目和人员的监督，而是要摒弃此前“事前审批”式的思路，改为“事后监督”的途径。毕竟，从来就没有创新是靠行政审批产生的。科研资助，像极了国家层面针对学者的风险投资，创新往往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减少干预，规范操作，倾力服务，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安于研究、葆有信心，创新的层出不穷，就一定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