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组织政治活动”需法治化解决

　　文/朱达志

　　最高人民法院18日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首次提及周永康“践踏法治”，“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该白皮书称，2014年，法院加强严守纪律教育和廉洁司法教育，教育干警充分认清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彻底肃清周永康严重违纪违法对法院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引导干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非组织政治活动”，是一个全新的提法，立即引发了坊间的纷纷议论。著名党建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往的研究中，从未接触过“非组织政治活动”一词，过去的提法一直是“非组织活动”。实际情况确实如张教授所说，比如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是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将受到从严重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但是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呢？党章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仅凭常识即可知，“非组织政治活动”显然要比“非组织活动”严重得多。按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的说法，“非组织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要试图获取权力，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

　　由此联想到“团团伙伙”这个词。去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应当铭记，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这里所说的“团团伙伙”，主要还是表现在小集团利益诉求和破坏组织原则两个方面，其主要表现形式还是山头主义、圈子活动。这种团团伙伙之风，无疑是“非组织活动”的一种表现；但任其发展下去而不加抵制，最终变成“非组织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最高法提出这样一个新名词，不仅仅是针对周永康等人的活动，也可能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针对重要领导干部的敲山震虎，是对“团团伙伙”论述的一种法治化总结和提升。

　　从理论上说，“非组织政治活动”一定要有政治诉求。“获取权力，影响公众政治态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政治诉求；甚至某些经济利益诉求活动，也是当事人为了实现其政治诉求而为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是比一般的经济腐败行为更具欺骗性。中共党史上，无论是“四人帮”，还是林彪、张国焘，都曾是著名的“非组织政治活动家”。“四人帮”和林彪自不待言，张国焘当年在长征路上“另立中央”，就是一种典型的“非组织政治活动”。

　　所以张国焘的问题，不是一般的“违背组织原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前者，只是他谋取政治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另立一个以他为首脑的中央领导机关，才是他想达到的政治目的。进而言之，“非组织活动”只是个党内纪律问题，而“非组织政治活动”则显然是要和组织分庭抗礼，无论怎么看都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张国焘最后还是投向了另外一个阵营，就是一个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报告称要“教育干警充分认清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说明周永康等人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违法违纪范畴，成为一个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了，但是政治问题归根结底也仍然是一个法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高举“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下，打击“非组织政治活动”，无论从名词解释，还是从可操作性的审判层面，都应该成为当下法治建设的一个新课题，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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