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捐献器官率提升，收割国际人权好评

　　不久前，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以全票通过的方式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此事缘由，盖因自2015年年1月1日起，中国器官移植彻底停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在此之前，中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学者长期被孤立，甚至一些较为激进的国际学者还发起了针对的中国学界的三个“不”号召，即“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

　　作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手术国度，中国器官移植供求比例为1:150，美国为1:5，英国为1:3；糟糕的是，中国器官捐献率为0.03/100万（2010年之前）。现在，情况开始慢慢改善了。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乐观地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将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万例，将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长期以来，中国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器官捐献。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很高，这也是导致中国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在“慎杀、少杀”的原则下，死刑犯的数量将会日趋减少，可供采集的器官也必将随之减少，甚至未来有可能废除死刑。而摘取死囚器官也存在法律伦理问题，1984年由多家机构颁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尽管提到了“死囚自愿捐献”，但显然，死囚的意愿很难被真正尊重。这也构成了国家社会批评中国死囚人权保护情况糟糕的重要理由。

　　旧式的路径越走越窄，且背负了承重的伦理和舆论压力，重构中国器官捐献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2010年，广东第一个建立了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试点，并挽救了一批人。到2012年，试点在16省市铺开，并最终在2015年1月1日正式成为唯一合法的器官移植来源。

　　事实上，公民器官捐献在青年一代中正在被广泛接受，黄洁夫也给出了“青年学生中间有70%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数据。从捐献到移植的过程，公开、专业、透明几乎是最基本的要求，这里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经济逻辑，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信任的体现。换言之，公民器官捐献的不断推广、优化，将会对社会信任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利用死囚器官捐献一直是中国讳莫如深的问题，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也是饱受西方国家诟病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出现既有传统文化下，器官捐献数量少的无奈，也有有关部门对人权问题认知的不深入。而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死囚器官捐献”制度也阻挡了公民自愿捐献的制度的推进，没有哪个公民愿意自己的善意变成别人的生意！

　　拖字诀无法摆脱西方的批评，也不能获取公众的信任，唯有直面这一问题。事实证明，直面不是将曾经保护自己的壳打开，让西方更猛烈的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相反直面让中国回到了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的国际大家庭，让中国的公民更愿意去死后捐献器官，让中国的医生能够更有机会去学习世界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让中国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更有机会获得质量更好的器官来源！

　　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死囚器官移植这一诟病已久的问题，中国轻松地就解决了，那其他的呢？直面不是一种柔弱，而是一种勇敢！ 只有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类似问题并不可怕，也不是中国的软肋，可怕的是回避，是掩盖，与其背着沉重的壳躲避别人的批评，还不如放下来，让大家看看更好的自己，更真实的自己。既能获得公众信任，又能顺势收割来自国际社会的好评，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