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杜润生的两个遗产

　　提起中国改革，就不能不提农村改革；提起农村改革，就不能不提杜润生。尽管农村改革最初的发轫和创造是由小岗村等地农民自发搞起来的，然而，没有杜润生和他的团队对农村改革的鼎力支持、深度参与和推进，农村改革不会有后来的声势，农村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大的起色，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全面改革，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

　　杜润生，山西太谷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一些媒体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于今日6时，以102岁的高龄病逝于北京。

　　对杜润生一生的评价，不是本文主旨，我们要说的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所起的关键作用。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关键人物。正如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时期，有邓小平一样；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因有了杜润生，而有一个飞跃，从而使农业、农村和农民获得了新生。这当然不是说杜润生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甚或是主要作用。其时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机构的主任，实际是党在农口的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处于这样一个关键位置，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乃至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一定程度上系于杜及其向中央提出的政策建议，如果他思想保守一点，求稳一点，虽然不能阻止农村改革的推进，但至少会使改革的步伐慢一点，探索的时间更长一点。中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或许就呈现另一番景象。

　　知名经济学家，也是杜的门生的周其仁曾对其师有过这样一个评价：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这个评价或许有溢美之词，但点出了杜的三个品格：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善于协调。这正是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需具备的品质。

　　杜的另一弟子、现农办主任的陈锡文对其恩师也有过一个评价：“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这个评价讲的是杜推动农村改革的方法论问题，没有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了解和体察，同时对历史对人民怀有一种责任感，是很难有这种大智慧的。

　　可以说，中国改革的起初十年，是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杜润生带来的，作为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杜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农村改革外，杜润生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另一历史遗产，是他和青年学子的交往及对他们的提携，引领他们脚踏实地，了解中国社会，参与政策制定，在“真实世界”中做学问。杜领导的农口，是当年青年才俊集中的地方。现在学界和宏观决策部门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多出自此。他们为农村改革贡献了热情与方案，杜润生的农村改革政策，很大程度就吸取了这些年轻人的建议；也深刻地影响中国改革。当年从“九号院”走出的这批青年才俊，很多后来成了国家的大脑和股肱之臣，身处改革第一线，更有个别人士，位居国家最高领导层。他们共同的“精神导师”，就是杜润生，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学问上，都深受杜的影响。

　　杜让后人景仰之处，还在于从不停止思考。杜复出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家国大事和中国前途命运思考。晚年的杜润生，其思考和关怀已经超越农村，而深入到中国的政治和民族的未来。他曾说：“人们思想不统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安排，赖以抵制危险的思想风暴，从而任其转化为政治实践。”九十多岁高龄，还呼吁政治改革，希望中国走自由民主之路，让人感慨。

　　现在斯人已去，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对我们来说，需要继承杜润生的两个遗产，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和中国改革，但相对而言，后一遗产于中国更重要。八十年代的改革之所以意气风发，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黄金时代，一个重要因素，是全民参与改革。那个时候的青年学子，初出茅庐，就能有机会为国分忧，像杜润生领导的农口，还有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等提出的改革方案，对中国改革都起过重要作用。青年学子的报国热情和才干，之所以能够得到发挥，除了时代需要他们的思想，就是因为有像杜润生这样的老领导，能够虚怀若谷，赏识他们的学识，包容他们的缺点，鼓励和指导他们投身实践，并为之提供舞台。今日中国，在思想和政策的竞争中，缺的就是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