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晋官难当”魔咒的破解者

　　在好莱坞经典巨片《教父》里，“教父”科莱昂说过，“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无法掌握权力的人将被权力毁灭”。不幸的是，电影里的这句台词，成为当下山西“反腐飓风”的预言和注脚——一批落马贪官的背后莫不充斥着一个“黑金王国”，而“黑金王国”奉行的“权力通吃”既是他们一夜暴富的法宝，也是他们自我毁灭的砒霜。

　　山西落马的“老虎之多、之大”，在全国独占鳌头，随着这些昔日权倾一时的“林中虎”变成“笼中虎”，一个个政商勾结、权力通吃、外红内黑的“教父轨迹”，也逐渐浮出水面，以点带线，勾勒出一幅矿难频仍表象下的真正生态图。

　　在这幅生态图的生物链顶端，是若干个权势盖天的副省级高官，如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在生物链的稍下端，是若干个在权力条条块块上说了算的厅局级官员，吕梁市落马的一批官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但诡异的是，这条生态图并非单向的线条图，而是纵横交错的网状图，将各条生物链贯穿打通的就是那些光鲜神秘、黑白相间的富豪们。如果说贪官、富豪是生态图的主角，那么以煤炭等为主的资源就是这幅图的经脉血液：一群土生土长的官员，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对官场明暗规则烂熟于心，借着上天赐予的取之不尽的煤炭资源，与另一群投其所好、胆大心黑的商人勾兑媾合，在这块被誉为“晋善晋美”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晋上晋煤”的丑剧。

　　落马的大员，几乎清一色的本土官员，在多年来以煤炭等资源开发为经济支柱的发展模式中，资源成为政绩的命根子，资源也成为最现成的糖衣炮弹。由于经济结构的单一、发展模式的跛脚，把准了这一软肋的不法商人纷纷从资源入手、从提振当地经济入手，在助推官员政绩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以吕梁为例，前后两任市委书记，以及副市长都在富可敌国的商人们的翻船中落马，官员为“教父”、商人为“门徒”、“商人出钱供跑官、官员高升报商人”的电影桥段，竟然一次次轮回上演。权力的归权力，市场的归市场，这本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而在山西的发展轨迹里，公权力成为“私家王朝”利器，少数商人成了“私家王朝”金主，吕梁地区的富豪邢利斌、袁玉珠，其背后若隐若现着昔日副市长张中生之类的“权力教父”。

　　权力具有天然的双面特征，它时而是天使，造福人类，时而是魔鬼，害人害己。放眼全国，没有哪个省的资源像山西这般集中而单一，没有哪个省的发展模式像山西这样依赖资源型市场的开拓，在这种短板束缚和发展渴望下，一些权力便屡屡挣脱束缚的缰绳，甚至直接跃上奔腾的烈马，急不可耐地将手伸向市场，乃至直接成为市场的一员。权力在市场面前如此毫无忌讳、毫无节制，于是其角色必然从公立的裁判直接化身为运动员、主演前锋，这让公平竞争的对手如何竞技、如何应对？“山西官场风暴”带来的最大警示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旦模糊不清甚至混为一体，腐败、溃败乃至社会生态的丛林化，将不可避免。

　　曾经人们说“晋官难当”，那是基于山西矿难不断下的问责高压，让一些官员寝食难安，当年孟学农的含恨去职、于幼军的道歉、王君的哽咽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可今日方知，那只是真相的一面，另一面是在鲜血与泪水的背后，是一群权力蛀虫和奸商的狼狈为奸，是权力监督乏力、经济结构单一、权力市场一体背景下的“煤炭之殇”、“黑金之殇”。

　　山西的教训又何止此时此地？已落马的大老虎苏荣、白恩培，也从媒体披露中显现出类似的路径：都与权力插手市场有关，都与土地交易、资源买卖等市场行为难脱干系。从山西反腐风暴到全国多地的反腐风暴，从地方的一县、一局乃至一市、一省，从低到高、从暗到明、从红头文件到政策规章，“权力干预市场、插手市场、逐利市场、控制市场”屡见不鲜，在打着光鲜亮丽口号发展经济的同时，却从根本上侵蚀了正常健康的市场环境、秩序，软化虚化了法治在公平正义上的保护神功能，教训之深、结果之痛、损失之惨，振聋发聩。

　　山西有个响亮的广告语叫“晋善晋美”，从文化历史意义上讲实至名归，但从现代化治理上而言，距离尚远。暴风雨来得越猛烈，摧枯拉朽之后越应该重建一个“晋善晋美”的社会生态，让巨大的腐败代价以巨大的社会进步为补偿。“晋官难当”的根源不在于经济结构不均衡、矿难频繁，而在于很多地方法治建设欠债太多、在于“不少权力与市场边界混淆不清”，后者犹如两军对垒时陷阱丛生的“死阵”，倘若不从根本上破除“死阵”，不从法治的根基上规范“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晋官难当”恐怕真会一语成谶，步入“贪腐——反腐风暴”的轮回死结。

　　谁能让三晋大地遍开法治之花，谁能用法律、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谁能让权力与市场间界限分明、各居其位，“晋官难当”就将彻底成为历史，或者沦为伪命题。风暴之后不光要看得见彩虹，更要看得见百业俱兴重振旗鼓的希望。（文/马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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