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贫困成为地震的帮凶

　　云南鲁甸地震余波未平，伤亡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数百逝者的魂灵一定带着无限遗憾与不舍，行进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在遇难者头七来临的特殊时期，究竟拿什么来祭奠那些转瞬即逝的生命，才是对罹难者最大的告慰、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肃穆的哀乐、低垂的半旗固然能让所有人在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中，体味生命至高无上这一终极价值，然而，宏大象征的背后一定要有具体而微的亡羊补牢之举、痛定思痛之策，才能让“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深入人心，固化为每个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常态。直言不讳地说，只有穷尽一切力量斩断地震与死亡之间的通道，只有竭尽全力在地震来临前为所有人筑起坚实的掩体，所有的哀悼与悲悯才能在逝者的墓碑上刻下最庄严的墓志铭。

　　鲁甸6.5级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不仅是大自然的一次咆哮，也是当地灾民免疫功能孱弱的体现；不仅是一场天灾，也是当下发展不均、贫富差距这一社会矛盾的产物。伤亡大多来自建筑倒塌——房倒源于抗震性差——抗震性差源于农民无力承担高额成本，这条简单的逻辑背后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诸多地震带与贫困地区重合，一旦发生较大地震，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下的农村地区、农民同胞，往往成为最易受伤的群体。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定西地震到芦山地震、鲁甸地震，都是近几年发生的伤亡很大的地震，重灾区无一例外主要处于农村，最大的伤亡也多源自建筑倒塌，云南住建厅的评估也称，近五年云南地震灾害损失近80%在农村。据有关学者研究和权威分析发现，地震中最大的伤亡主要来自房屋建筑的倒塌，约占90%以上。这也证明了，为何同为超级大地震，海地的伤亡就远远大于智利，因为后者房屋建筑的抗震能力远超过前者。

　　不是贫困地区的百姓不愿建起坚固的房屋、校舍，而是他们根本就无力承担高抗震能力房屋的建筑成本。在云南，有基层干部算了一笔简单的账，仅60平米的抗震房屋就要投资6万，显然这与农民自身的经济支配能力相差甚远。鲁甸所在的昭通市，去年财政预算只有200多亿，而辖区农村居民超过400万，用这样孱弱的财政为同样孱弱却众多的民众补血，无异于杯水车薪。即使云南举全省之力，在中国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短期内投入巨额资金来完成“中国最坚固的农村房屋计划”，恐怕也是天方夜谭。

　　即使有可操作性，仍然要面对“城乡差距”这一现实瓶颈。过去三十多年的城乡发展差距，在建筑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突出表现在城市建筑有一整套以资金和技术作为支撑的体系，从设计到建筑到开发商资金到监理，从土地出售、建设投标、房屋销售，环环相扣，使得城市的建筑质量、抗震能力与农村自建房相比，有如霄壤之别。在汶川地震中，城市与村镇建筑房屋的损毁比例差别之大，就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现实制约下，一个地区怎么可能把庞大的财力投入到孱弱的农村房屋建设中呢？

　　可以说，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城乡差距的鸿沟，犹如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地震突如其来的时候，成了灾害的帮凶，使得地处地震带的贫困地区民众，遭受了超乎想象的伤亡与损失，“小震大灾”正成为一种痛彻心扉的发展难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如何求解，将是未来极其重要的公共命题。

　　南美一只蝴蝶扇动的翅膀，有可能引发美国佛罗里达的一场风暴，宇宙万物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所有事物都可能产生因果关系。经济社会领域的失衡、差距，会和地震引发的诸多效应之间，产生或明或暗的联系，作为今天目睹这一切的有识之士、决策者，又怎能不痛定思痛，穷尽一切力量去弥补城乡的差距、去填平地区发展的鸿沟？

　　在国家层面建立提升贫困地区房屋抗震能力的基金、东部发达地区帮助西部落后地区、财力雄厚的企业帮助贫弱的山村、民间力量援助贫困农民、国企央企上缴一定比例红利作为特殊建设资金……总之，鲁甸地震、芦山地震、定西地震、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地震，以惊心动魄的悲怆告诉我们，对西部地震多发区的防震抗震治理，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系统的援助设计，打破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的瓶颈与限制，让“小震大灾”尽快成为历史，让那些在倒塌的房屋下殒命的魂灵安息，让所有在地震带生活的人们能够从容地面对自然的咆哮。

　　不让贫困成为地震的帮凶，应是生者面对逝者，许下的庄严承诺。（文/马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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