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两高”人员毁了院士招牌

院士变成“院仕”，伤不起

    在我国，院士是终身制，一般享受国家、省市及所在单位的三重津贴。院士增选“两高化”的最大弊端在于，由于“两高”人士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给权力绑架学术以及特权寻租学术提供了天然的空间。

院士相当于一条有附加价值的产业链

    两院院士，乃国家的最高学术称号，象征着国家对个人学术成就的最大肯定。物以稀为贵，凡事一有最，其价值就会成倍上升，除了终身荣誉外，还衍生出经济和行政方面的价值，如副部级待遇、各级政府的补贴和安家费、科研费等诸多好处。据介绍，在北京之外的一些地方，院士享受相当的特权，年津贴一般不少于十万，有的甚至超过百万，有些地方还给院士分房子、配车、配秘书、配私人医生等等。至于灰色收入就无法计算了，面对这块儿金字招牌，各地“院士崇拜”之风甚盛，连评选院士都成了一些省市和大专院校的政绩工程——有无院士、院士多少往往事关大学评估、学术会议级别和财政拨款的多寡，谁敢不当回事儿？

院士身份为“入仕”加分

    其实，看上“院士”头衔的还不止科研单位，许多高官和高管同样觊觎许久，除了为退休以后的待遇计，更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众所周知，干部高学历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诸多提拔机会面前，学历高低往往是一个重要参照，很多人正是抱着“起码不能成为木桶短板”的想法片面追求高学历。然而，竞争是激烈的——你是学士，我是硕士；你是硕士，我是博士；你也是博士？好吧，我是院士！到头了，还比吗？一个高官或者高管若能拥有院士头衔，无疑是对其业务能力的最大肯定，更会在遴选考察对象时让自己豁然“跳出来”，起到加分的作用。【详细】

官员当院士只能是公权力的延伸

    那些肩负行政领导工作的官员，公务缠身，应酬不暇，文山会海纠集，即使不是日理万机，也不会剩余多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极其耗费脑髓的科学研究工作，再也不可能保持名副其实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甚至不可能兼为“最优秀的科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当院士绝非2011年始。2009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有识之士就指出这是“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就发出了“官而优则院士”的疑问。2011年官员当院士，只是“权力通吃一贯制”的延续。难道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这将促进还是损害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当官何必再占院士名额？

    把院士名额的一部分给了“两高”人士，相应地，就会挤占其他非“两高”人士但真正奋斗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尖端人才的评选名额，从而起不到对他们的激励作用。这实质上还会起到“示坏效应”：将使更多科学技术人员投身角逐权力的顶峰而非学术的巅峰。

院士增选，“两高”人员应该回避

    在法律界有一个术语叫作“回避制度”，凡司法人员因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而不得办理该案件。司法人员未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未申请回避时，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其回避。其目的就在于约束司法机关自避嫌疑，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在增选院士这个问题上，国家也应该借鉴法律上的“回避制度”，出台“两高”人士不能增选院士的硬性规定，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致学术科研的去行政化，让学术真正独立自由。【详细】

开国元勋不授予非军队人员

    其实，要求两院院士中的官员一律退出院士称号，要求后续候选院士中，官员一律回避，并非没有道理，也非没有先例。回顾一下我国开国元帅的设置，就可以得到启发和借鉴。毛泽东、周恩来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刘少奇、邓小平当元帅也无可非议，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被授军衔，也名正言顺。但是他们高风亮节，不计名利，拒绝军衔称号。理由是他们已经不在军队工作。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军衔制，也规定了兼任军职的地方党委书记不授军衔。请问，那些已经不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官员，为什么还要争院士这头衔呢？【详细】

把院士作为名誉称谓可能更好

    在朴素的理念中，院士应该只是行业内对科研工作的承认而已。在美、英、日、德、法等国，科学学会的会员（大致等同我国的院士）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会员身份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同时学会也为会员的科研活动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院士一般都是由各个委员会推选出来，如物理学会，化学学会，日本历史学会等等，经过内部投票选出，这些结果都是各个学会的学术代表，如果选出一个滥竽充数的话也是这个学会的悲哀。因为日本的学士院院士们都是兼职，不从学士院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很多人一般都是在名片上标某某教授，同时再标注学士院院士，这是为了说明正式的职业是教授，而院士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名誉称谓。

院士不是读MBA，还科学一片净土吧！

    官员、领导，当然也可以是权威专家，但要想让公众信服其具有院士的资格，就必须使整个遴选过程足够透明，以便接受整个科学界和普通民众的监督。除了监督个体，类似“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这样的具体机构，之所以能够诞生大量的政商界院士，其背后原因也值得深思。毕竟，工程管理学部不是工程领导学部，更不是高级别的MBA和MPA，公众需要一个值得信服的理由。
    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过去的十年中，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了七次，让我们给科学留一片净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