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堂堂几位辩护律师，竟被反对者诬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个常识是，且不论黎强是否真的“涉黑”，但作为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公民，他是完全有权利自我辩护和被辩护的。一方面，他已经被剥夺了部分自由，无法亲自调查取证，需要专业律师为其辩护；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说，倘使一个人只因为“罪大恶极”而失去被辩护的权利，实则是将每位社会成员都置于某种危险之中。没有程序正义，任何人都可能因为“罪大恶极”而入罪。
    法律必须保卫社会。显然，相对控诉权的进攻性而言，辩护权充其量只是一种防御权。它不为实现针对某个疑犯之偏袒，而是为了保卫社会之整体性防御。亦如赵长青所言：“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更严重。之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允许被告聘请律师，既是保证其公民权利，也是一种对公权力可能出现疏忽的制衡。”

    我们常说，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人们有“不说”的消极自由，也有“说不”的积极自由。“说不”的自由，可以理解为“说好”与“说坏”的自由。而这种“说好”的自由，作为一种为自己或者他人辩护的自由，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有自我辩护与相互辩护的权利。令人叹息的是，律师被当作“辩护人同党”的事情在今日中国并不鲜见。一些律师，只是尽着自己的职业本分做事，却成了有罪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他们分别受到民意与官意的狙击。法学界早已经注意到，现在许多刑事案，一般律师都不敢接。
    又见“民愤极大”，审判没有开始似乎就结束了。这样的场面，难免让人想起封闭年代在广场上受刑的人民公敌。这种示众式刑罚遍布人类历史，更多是为了权力训诫社会而设，绞刑架下也因此吊着无以计数的替罪羊与儆猴鸡。然而，今日中国正在走向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只有公民，而没有人民公敌。因此，法之正义必须从广场回到法庭。

    著名律师田文昌以擅长办理各类典型疑难法律事务而著称，成功代理过多起国内外影响重大的典型疑难案件，被誉为“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第一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在2003年替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认为其罪不当死，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
    刘涌原为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抢劫，非法经营，偷税，敲诈勒索，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 药，妨害公务，故意毁坏财物，盗窃，寻衅滋事，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行贿罪。2002年4月，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涌死刑。2003年8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终审判决结果引起舆论大哗。
    在判决之后，田文昌评价这个结果“比较客观”，并且强调，自己在办理“刘涌案件”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依法履行律师的职责，“当案件有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依照法律程序，逐级地正面地反映情况，属于律师职责的范围之内。”【详细】

    在美国，艾伦-德肖微茨律师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哈佛大学终身法学教授，曾因成功办理辛普森案、泰森案、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等著名案件而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
    在辛普森以谋杀罪起诉后，他聘请了以艾伦-德肖微茨为首的律师团为自己辩护，最终无罪释放，但艾伦-德肖微茨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认为辛普森是无罪的，该案胜诉的关键在于警方违反了法律程序。艾伦-德肖微茨在办理该案中发现，警方没有搜查令就爬过墙头擅自提取了证物――手套，而且伪造了另一证物：他们在辛普森的袜子上倒上了被害人的血迹。　
    尽管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辛普森有罪，但“警方伪造证据”成为辩方律师的突破口。陪审团有理由相信，如果有一个证据是伪造的，其他证据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正如如果你在一碗面里发现了一条虫子，你就不会再去找其他虫子，而是要把这碗面全部倒掉。当证据的取得违反了法律规定，该证据是无效的。陪审团认为警方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