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党政关系比较与中国党政关系的现实思考

　　一、前车之殷鉴

　　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曾经给我们党以很大影响。当我们来重新审视和建构我国的党政关系时，必须充分吸取苏共在处理党政关系问题上的教训，力避重蹈苏联党政关系之覆辙。

　　苏共执政以后，如何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成为苏共执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列宁开始，苏共历届领导人都为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改革，但从总体上讲，他们都没有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在整个苏联时期，前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党政关系模式，这就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党政关系模式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的新党政关系模式。

　　苏联传统党政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最高苏维埃在法律上是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全权性和至上性，但实际上最高苏维埃只不过是通过党中央指示的表决机器;党中央越过最高权力机关直接指挥并领导国家行政机关，苏联政府实际上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构。这种党政关系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第一，使国家权力机关日益萎缩，行政权力机关成为党组织的附属品，党权代替了政权，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第二，法律规定的权力无法落实，而法外之权的出现导致了权力运作的非程序化，损害了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第三，党政不分，使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力量。第四，使党处于行政事务的第一线和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弱化了党的自身建设和政策制定能力，降低了党的威信。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提十月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并采取了改革党政关系的重大措施和步骤，“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政关系模式被彻底打破，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完全流向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承认，这种改革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在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条件下，这种新的党政关系模式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解决党如何影响和控制进人政权机关的党员领导人的问题。像我们后来看到的，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后，苏共中央及政治局被撤在一边，再无能力去影响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戈尔巴乔夫本人，苏联共产党无法制约其领袖行径的历史现象在改革年代以新的形式再度重演。二是没有解决如何约束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员代表问题。在苏联人代会中，与党公开唱对台戏的共产党员代表大量存在，党员代表公开反对党的主张的事例屡见不鲜。而这些党员代表的所作所为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和约束，更不用说制裁。

　　苏联传统的党政关系模式，使党成为凌驾于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损害了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的党政关系模式，使执政党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导致了苏共的彻底垮台。无论是传统的党政关系模式还是戈尔巴乔夫新的党政关系模式，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