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令人震惊的公民非正常死亡事件，事发于民间素有“血汗工厂”之称的富士康。日前，这家公司让职员孙丹勇给苹果公司邮寄样机，结果客户称少收到一部。在接受公司调查期间，孙丹勇跳楼自杀。自杀前，他给同学发送信息称，遭到公司非法搜查、禁闭和殴打。

　　孙丹勇自杀前发出的控诉短信，已被拍成照片刊发于报刊之上。他的许多同学都称，孙为人老实，从来不说假话，也不开玩笑。然而，富士康涉事部门的相关人员却坚称，在调查期间未对孙丹勇进行打骂和人格攻击。在警方表示尚无定论的语境下，公民孙丹勇的非正常死亡，不得不背负一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假”的污名，真是痛上之痛。

　　一个只有25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留给亲人与朋友的只能是无限的伤悲。如果孙丹勇此前真的遭到禁闭、殴打，在经历侮辱人格与伤害身体的非人虐待之后，这种非正常死亡就应是一次典型的“被自杀”。然而，要寻找这次非正常死亡的真相，还原真实与讨回正义，又必将是一场艰难复杂的博弈。

　　之所以艰难，原因就在于强大资本能够衍生出可怕的暴力。以前曾有一个关于“血汗工厂”的争议很受关注，说的是一份香港大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女富豪张茵的玖龙纸业是“血汗工厂”，因为他们调查证明这家企业存在“工伤及死亡事故频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等问题。然后，这种“血汗工厂”的说法当即遭遇到广东省总工会的一位副主席明确反对。在工会这样职工维权的娘家眼里，“血汗工厂”的标准都可以逾越法律底线，职工维权到底会有多难，资本暴力会怎样强悍，也就不难想象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血汗工厂”往往披着比“山西黑砖窑”更为体面的外衣。但是，它却改变不了资本无道德的丑陋一面，祛除不了存在的严重危害职工权利与生命安全的隐患。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来说，除了它本身具有巨大的资本力量，还因为它给一些地方带来强大的GDP政绩，很容易得到权力的呵护。这样的资本在运行过程中，是很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的。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状告记者案，就曾令世人为之震惊。在资本蛮霸骄纵之下，对记者都可以进行天价勒索，自然也就让人对孙丹勇这样普通职工的权利保障充满忧心了。

　　公民孙丹勇之死到底是不是与资本暴力有关呢？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长期诉求于以所谓的制度正义来防止资本暴力，在现实施行中遭遇了太多尴尬。对资本进行规制的法律文本往往很难从纸面走进生活。特别是在当前就业情势不容乐观的语境下，劳动者更容易屈从于资本的强大威慑力与控制力，使劳动环境中寄生出诸如压榨、拐骗、虐待、残害等等罪恶基因。处于这样劳资大环境之下的孙丹勇，在接受公司相关调查的时候，自然有可能遭遇到他临终前所说的那种可怕的资本暴力。现在的问题是，连死者的临终遗言也不能成为证据，到底又有谁能够具有与如此强大资本来进行博弈的力量，来获得真相与正义的还原呢？

　　遗憾的是，与资本暴力进行博弈，当前正在陷于一个死结。一方面，劳资地位极不平等，公民根本不具备起码的个体维权能力；另一方面，被寄予厚望的公权力很难走出“GDP”的政绩偏爱，而是沉浸于资本的过度迷恋之中。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就很难指望法律来阻挡资本无道德的暴力铁拳，来避免孕育出更多社会危机。于是，在劳资博弈中就会发生种种令人不堪的悲剧，这里面就很可能包括公民孙丹勇的非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