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同在7月11日这天辞世的。这一天，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从那一刻掀起的哀悼悲情，这些天如水一样漫溢过几乎所有的媒介。只是，悼念季羡林先生势如潮涌，缅怀任继愈先生则清淡如水。

　　 季羡林先生能拥有身后如此哀荣，这其中包含对其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的一种肯定。只是，相较之下，任继愈先生的辞世，太过寂寞了。在这种寂寞之中，能够碰触到中国文化一种刺痛人心的东西。

　　“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梁文道先生在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发表的观点。的确，最近几天，纪念季羡林的文章铺天盖地，但很多人对其学术成就根本就不了解，真的不敢想象，他们真的是在对季羡林的辞世致以深切的吊慰之忱。其实，对于纪念来说，还是要讲究“非诚勿扰”。否则，那些悼念与缅怀的文字必然太过矫饰，也将是对逝者的一种不敬。

　　众所周知，季羡林先生最伟大的成就，体现在对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的不凡建树。事实上，媒体在罗列季羡林先生的身份时，也多是强调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等等。也就是说，季羡林先生所研究的专业，是地道的“冷门”。

　　只是，研究“冷门”的季羡林先生是深受关注的红人，生前如此，逝后尤甚。而与季羡林同日辞世的任继愈，研究的也是“冷门”，不同的是，生前寂寞，死后淡然。这种天壤之别的关注度，其中的落差，真的就是二者在学术成就与贡献方面的表征吗？显然并非如此。不仅毛泽东曾赞誉任继愈先生“凤毛麟角”，当今学术界也都普遍给予任继愈极高评价。

　　事实上，许多媒介在祭奠季羡林先生的时候，不惜搬出那顶早被季羡林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就是说，对季羡林先生的热烈关注，也根本不是基于其“冷门”的学术成就本身。种种纪念季羡林的影像与文章，更像是权力引领下的一种纪念运动，更像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商品制造，贴在一些学术界、文化界人士的脸上，或是挂在这些人开设的商铺中，作为一种卖点，标榜、显扬。真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连逝者哀荣也难以承受之重。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任继愈先生逝后的寂寞，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一切都在表明，在许多人的视界里，在所谓的大师与学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根清晰的界线。尽管他们对那些“冷门”的学科毫不了解，却底气十足地喊出“季羡林是最后的大师，季羡林辞世是大师时代的终结”。诚然，我们绝无意否定季羡林先生堪称大师，只是真切地感觉到，一个茫然追逐大师的时代，也会是一个随意否定大师的年代。任继愈先生身后在媒体关注上遭遇了寂寞，其实就是明证。

　　不禁又想起曾经饱受争议的“国学大师”文怀沙。作家李辉对文怀沙年龄、经历以及“国学大师”头衔的一系列质疑，也让这个“大师”形象模糊。种种事实都说明，当前对大师的界定，离真实的学术与独立的人格往往很远，而是在由权力与商业掌管的“文化江湖”中随波逐流。仔细审视那些颇受争议的大师，尽管公众离他们的学术成就与真实人格很远，但却轻易就在权力与商业树起的标杆面前，虔诚地俯首致敬。这也就是为什么连余秋雨被赐予“大师”称号时，余氏欣然受之不却，一些人还追而捧之的原因。

　　悼念季羡林的热烈与缅怀任继愈的清冷，应该是一种时代警示———真正的大师绝不应是为了让权力成为粉丝，也不应是被用来作为追逐商业盈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