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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9年,中国第一个可供全民讨论的重大话题算是医疗改革了。1月21日,国务院在审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时,决定3年内各级政府投入8500亿元,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改革,并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虽然尚不知其中的“社会”指向是以普通民众为主体,还是以专家、医疗单位为主体,却终究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至此,各抒己见理当无所顾忌了。
毫无疑问,此次会议改变了长期“雷声大雨点小”的医改弊制,为新的一年解决民生问题开了个好头。
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问题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当医疗保险被定义为唯一社会医疗福利后,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成了某些相关机构的核心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有人希望医改停留在“讨论”环节上打持久战。二是医改的设计者和一些社会精英不需要自己花钱治病,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本没有切实感受。由此造成了讨论归讨论、改革归改革的“两张皮”现象。
对此,卫生部发言人曾有过巧妙解答:“我国医改由于牵涉的方面多、参与的部门多、各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需要时间,因此很难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样的论调很有特色,把“我国”放在一个既定的空间,似乎“他国”的医改就不需要制订各项制度,也不会牵扯很多方面。事实上,世界各国无一不把医药卫生当作公益事业性质看待,即使一些最贫穷的小国都强调建立公民医疗保健制度(战争状态国家不在其列)。而中国的医改设计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国情”为由宣称不能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路,结果却走到了世界排名第188位。
没有必要重申当年巴德年、钟南山等院士在“两会”上痛陈“中国医疗公平世界倒数第四”那样令人心酸的话题,如果说政府投入不足,应该反映在整个社会层面,而真正值得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几十年来,一些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和垄断行业人员都能享有国家医疗补贴,生老病死都有国家负担,那些弱势群体以及失业、无业人员,因没有单位或承担不了医保费用则被拒之门外。这样嫌贫爱富的改革逻辑有悖常理,称其为“不成功”算给足了他们面子,如果可以公正评价,就只能说“失败”。
客观地说,中国30年改革为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任何一项成功的改革,遵从的原则都是相对公平。医改也是一样,设计者需要清楚谁是最应该享受政府补贴的主体,哪部分人应该进行深度医保,如若不然,政府即使每年都要投入8500亿元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虽然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开始实施,覆盖面也在进一步扩大,但远远不能解决庞大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地步,因为患者的自付率太高(城保和新农合高达60%),由此衍生的民生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毋庸讳言,中国很多行业早期的改革很多带有设计者的主观思维。比如在医改问题上,早在2005年底卫生部高官就宣称医改有了“准方案”,但几经周折直至进入2009年才正式呈现在国民面前。不用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吴敬琏一言以蔽之:许多既得利益者不想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式各样的手段阻止进一步改革。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
改革固然具有复杂性,但医疗改革却越改越复杂,难怪有人开始怀疑其正当性。有论者称,实行全民医保、废除以药养医、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等惠民政策,会直接冲击到现行体制下医疗行业垄断地位与价值取向,损害他们利益的方案如能顺利通过反而不正常。其实,这也正是中国的医改的难点所在,许多改革议题都是社会精英和业内自定规则,他们根本做不到每个讨论环节透明化。加上社会转型时期监管度有限,一些良好的意愿往往被演绎成敛财的手段,由此有人担心8500亿医改资金会沦为相关机构福利,恐怕不是杞人忧天。
中国古代先贤提倡“仁政”,认为政者须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当然,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权衡“仁政”概念未必适用,至少与今天中国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不是一个层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民生问题上做了很多实事,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誉,这无疑是可喜的进步。但制订任何社会规则都有个立场问题,作为关注民生的重要方案,医改承载着13亿人口的厚望,充分体现着“仁政”的力度。因此,医改的根本出路不仅在于投入,还在于是否公平,前者是保证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后者才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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