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网民监督“两会”也是中国特色

举世瞩目的中国“两会”在浓浓的民主议政氛围中召开：首先是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对“雪灾论战”做出回应，就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事宜阐明了“有批评权”立场，确立了民主参与的语境；其后，各大门户网站纷纷推出了诸如“向总理进言”、“网民议政”等栏目，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响应，使曾经让大部分中国人感到遥不可及的“两会”骤然平民化了许多。这是中国民主进程中可圈可点的一个举措，体现了“高度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新阶层的利益诉求”的会议宗旨，用政协主席贾庆林先生的语言表达，就是提供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渠道。

网民在中国是个特殊群体，既不像有人说的“是一群整天就知道拍砖骂娘的人”，又不像有人自诩的“民意代表”那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判断问题的方式大都由着性子来，也就注定了网络是个“情绪化”渲染的空间。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互联网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普及新知，传导信息的同时，也露出了严苛的一面。各种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经常形成一种浩大的声浪，尤其在现有的社会形态下，显得异常恢宏而嘈杂，以致有人曾经发出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

没有网络好不好不是我想表述的中心话题，从对科技文明发展的认知来看，这样的感慨过于天真。但是，站在某些被民意裹挟者的立场看，又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著名的“彭水诗案”和“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网络让一个个趾高气昂的官员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在太湖蓝藻爆发事件和山西黑砖窑等事件中，网络也让某些地方政府尴尬不已。如此种种，网络彰显了巨大的监督作用，为民意的表达扩展了无限空间。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总数已达2亿多人，虽然这个数字与14亿人对照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个囊括了社会所有阶层的特殊群体，各种观点碰撞产生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比如厦门“PX项目”、“华南虎事件”等争论都是在网络上开始的，最后传播到纸媒和电视广播，在举国上下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风潮。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网络几乎成了中国旷古以来最民主的辩论场，其虚拟性不但使人有自由表达的欲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这样的场所，无疑是民意的集散地，将之视作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可谓名副其实。

尤其值得世人关注的是，目前民主监督在中国的运行方式很有创意，特别是近几年来，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些政协委员“炮轰”相关政府部门，还经常看到网民向个别“不作为”的委员“拍砖”，以促使他们积极参政议政。网民监督委员，委员监督政府，政府监督网民，这种互动形式的“循环”正趋于良性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议政特色，尽管其中不乏有人被动接受，终究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进步现象。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内涵，虽然历史上曾有魏征那样“不虚美，不隐恶”的官吏，也有“朱云折槛”故事中所述的“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诤言，但总的来说，这样的传统并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优秀文化继承。民主参与不足，造成了权力制约乏力，在这方面中国人应该接受的教训不胜枚举。而现代社会有了网络传媒对权力的监督，对参政议政者无疑是种无形的压力，亿万个网民在注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言之有物，必须对事实负责，同时也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网民的挑剔，否则就会遭到“现世现报”，至少他们的亲朋好友可以在网上看到世人的公正“裁决”，他们想“不作为”都难。

然而，这不等于说自此以后网络就成为督促某些人参政议政惟一动力，如果是这样，决策者只要上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还要政协委员干嘛？事实上，网络监督的兴起正是因为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一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一些主流媒体报喜不报忧，某些建言者装聋作哑而导致的。只要在网上搜索，近年来被网民“揪”出来的“花瓶委员”、“哑巴委员”就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干脆把委员的职责视作了个人的荣誉。在这些人眼里，党纪国法都形同虚设，非主流的网络监督又算老几？以“华南虎事件”为例，如若没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华南虎”或许早已成为当地的政绩标志也没准儿。

应该肯定，网民监督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不是特别黑暗的地方，来自民间的舆论压力往往对某些问题的处理进程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人们从经验出发，不惜成本用新闻舆论把事情搞大，目的无非是希望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进而达到“纸里包不住火”的效果。这虽然是一种无奈，却在无形中促进了议政言路的拓宽，由此而论，网络的监督作用显然功不可没。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自由与互动的公共表达平台，网络在中国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和潜力。令人欣慰的是，时下有许多开明的官员正在利用互联网广泛征求民意，深入了解民情，他们已经从形式走出了实质一步。而共商国是的“两会”，也在千方百计地在为民众提供“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渠道，并时刻接受网民的监督。这样的选择在表明中国参政议政空间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决策者的清醒与豁达，因为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都昭示着一个至纯至真的道理——只有民心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