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村官多出一方土豪？

　　据媒体报道，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为儿子结婚连摆3天婚宴，摆席250桌（其中还有40桌摆在国家会议中心宴会厅），并邀请有“刘老根大舞台”等明星出场助兴，耗资160万元以上。

赵本山徒弟丫蛋等助阵某村官儿子婚宴。

　　10月8日传出的最新消息称，这位大办儿子婚礼的村官已被罢免，朝阳区纪委称，暂未发现其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婚礼的证据，并表示将继续调查。

　　尽管如此，舆论和公众仍然不依不饶：且不说“村官夸富”早非个案，去年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举办第十一届全国“村长”论坛，接待酒店外的停车场几乎成为“豪车海洋”，今年国庆长假，各地传出的、和这位村委会马副主任行为、性质相近的“村官家婚礼”不在少数，且被曝光后千篇一律用“娘家出钱”之类理由搪塞，即便真没动用公款公物，人们仍然会质疑，区区一个村官，不挪用公款公物，如此排场又从何而来？

　　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是乡，行政村的行政级别正所谓“比基层更基层”，村长、村委会负责人等村官要么是低级别下派干部，要么连干部编制、身份都没有，照古代的说法，这也就是个介乎“官”与“吏”之间的“小角色”，这样比芝麻绿豆还小、几乎算不上官的官，又哪里偌大威风？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参差不齐，相较于人口杂居、社会流动性剧烈的城市，农村仍保留了不少基于血缘、宗族、乡土的旧关系、旧纽带，这种旧关系、旧纽带仍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和影响。许多农村的“村官”，正是在这种旧氛围、旧关系、旧纽带土壤上上台掌权，并在上台后通过这种旧关系、旧纽带、旧氛围，让自己成为在一方天地里予取予求、莫可谁何的土霸王。由于这种旧关系、旧纽带、旧氛围根深蒂固，委派也好，“海选”也罢，最终脱颖而出的，往往还是同一个人，而那些得不到旧关系、旧纽带、旧土壤认同的“单车村官”即便当上、选上，也只能当个徒具称呼的“空壳官”。

　　其次，行政村虽小五脏俱全，村官虽微权力集中。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许多被传出“炫富”、“显摆”的村官，都是城郊村、城中村或经济发展得天独厚（比如村办企业效益好，或因征地等原因一夜暴富）的村，前面提到的旧关系、旧纽带、旧氛围，让村官们握有这些财富的最大支配权，而行政村“比基层还基层”的行政地位，又让这一级别的村官，享有远比省、县、乡三级主管官员更集中的权威，对村官的监督、约束、权力制衡，也更加不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空白、死角。

　　不仅如此，由于前述原因，有钱、有势（如族大同姓多）者一旦有意村官宝座，不论走上层路线“跑官”也好，走下层路线“海选”也罢，相较无钱无势者都要容易许多，这也造成“村官无寒门”的现象，妨碍了社会公平——更何况一些村官上任后，又往往把绣花针大的权力舞作金箍棒，为自己讨回当村官的“本息”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远离城市、经济不发达的行政村，尽管村官油水要少得多，但相较于当地村民，其财富、权势的悬殊往往更大，他们在村民眼中、心中的威势，有时较富裕村、发达村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更引不起公众、舆论关注。

　　此次朝阳区清河营村事件发生后，当地党政机关提出进一步落实“四个不准、四个从严”，并强调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这种态度固然值得肯定，但能否令公众、舆论放心和信服？

　　“四个不准四个从严”并非新出台的规定，而是早已有之；“监督检查力度”也本来就有，“进一步加大”无非量的叠加，难以产生质的飞跃；即便这些都不打折扣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前提——发现，也缺乏制度、体系的保证，更何况“发现”后再查处，造成的损失、浪费和社会负面影响，业难挽回。

　　真正有效破除村官的“威势”，长远看，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前述产生村官特殊地位的社会因素、氛围和土壤，改变村官的产生形式，打破其“食物链”；近期看，则应从制度上强化对行政村行政效率、干部作风、财政纪律的检查、监督，引入权力制衡机制，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力度，调动其积极性，让村官们知所畏忌，不能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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