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经商与民争利，
为何成了中国老大难问题？

官商和禁止官员经商都有着悠久历史

商人从未离开官权，他们是代官经营

   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商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自主过。即使在距离现代社会最近的明清，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山西票商，都离不开对官权的依赖。“士农工商”的顺序如磐石般稳固，以至于“商而优则仕”被认为是公理。但成在于官，败也在于官，财富神话总是昙花一现。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要打破的就是政府引领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一时间，官员下海、学者创业被视为时髦之举和能力体现，社会价值观由此一新。而30年后再谈及已经不新的话题，历史的轮回反复颇具讽刺意味。
   国内“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指出，中国没有伟大企业家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关系。他认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中央搞特区、省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然后招商引资，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政府强势，经济繁荣，但代价是抑制了企业家精神。”这些年业界一直警惕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及大量民企领导人的海外移民潮，正是企业家精神被抑制的表现。【详细】

“捐官”，商人借助官权再投资

    中国虽然把商人排在社会地位的最末端，但是官员也不能喝西北风，国家的财政还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商人们提供，这就诞生了捐官制度，商人可以通过出钱买官，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一跃成为穿着官服的商人。除了获得身份的认可以外，捐官也是商人的再投资策略。首先有权力的庇护，财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其次又可以通过缺乏约束的权力，来掌握更多的资源，大大加速财富的积累。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除了贪腐，官商集于一身，捞钱易如反掌。
   如今，商人进入官员的行列，甚至都不用经过捐官，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会主动献殷勤，招徕商人进入官员行列，目的就是拉拢他们继续投资本地产业。陕西省府谷县委组织部甚至印发文件，直接将煤老板和县级干部的职务挂起钩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GDP，纷纷制定与中央相关政策相“变通”的政策。【详细】

禁止官员经商从未实现过

    在唐朝的时候，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伯叔、堂兄弟姊妹）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 吏部》）本人或大功以上亲属从事商业，本人不得担任官职。在职官员在辖区内兼营商业属于犯法行为。买卖货物，即使交易公平，也笞五十，显失公平，比照曲法枉断论罪。官员为官府做生意或亏损欠债，按坐赃减二等处罚。官员派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经商，比照官员家人在辖区内经商，官员知情之罪惩治。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也要笞四十到杖八十。官员家人在辖区内做生意赚钱，比照官员本人经商之罪减轻二等。监临之官比非监临之官及其家人经商处罚更严。唐律之完备程度在封建中国是相当高了，但是贵族、官僚受贿经商的事，在不少史籍里仍有记裁。到如今，官员经商的新闻还时常曝光。【详细】

官员经商为何成为今天争执不决的问题

禁止官员经商的初衷是如何被歪曲的

    计划经济时代，将官商一体制度化了。1984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针对的是在职干部。但当年对高干子女的出路，有过一条不成文的指示，即高干子女要么从政，要么经商，以此阻止当年盛行的政商合一好处都占。到1989年7月27日，中央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中纪委和地方纪检又明确规定，不允许干部子女或配偶，在领导干部自身管辖的范围内或管辖的地区内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禁止在其他领导管辖的范围或地区内经商，这样就导致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一些交换条件。可以说，现在官员子女经商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和障碍。【详细】

行政垄断的优势引发民众不满和怀疑

    官员子女经商既使从事的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也往往被外界误读或导致民众的不满。由于其父母或亲人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能够轻易获得或占有社会稀缺资源，比如，黄金地段的土地、银行的巨额贷款、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以及特殊行业的的特许经营等等，使之在竞争中拥有任何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而轻松获得超额利润或暴利。
    李成言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和执行交易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如果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必然会凭着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以谋求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对自己倾斜。”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甚至认为这是官员洗钱的途径。再加上，这些官员对于财产公开绝大多数都在背里反对，如今已经25年了，我国还是没有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 【详细】

如果官员经商发生在美国加拿大

公职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为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

    国外学术界和政府机构认为，公职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为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不得以公职谋取个人利益，为此，必须防止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或潜在的冲突。 为了防止利益冲突，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加拿大政府颁布《利益冲突章程》，并针对现任和退休的公职人员制定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美国的《利益冲突法》是一部刑事法律，规定了相应的罚金刑和有期徒刑。英国针对高级官员制定了一项“利益声明”制度，要求官员在参与决策之前首先说明拟决策事项是否关联到个人利益，利益内容包括个人在公司或社会上的任职兼职情况、所加入的政党及社团、个人资产及所持公司股票、配偶及子女的任职情况等。在韩国，公职人员和商人一起打高尔夫球都是禁止的。 【详细】

美国有利器确保“禁止官员经商”

    美国法律对禁止官员经商有着非常严密的制度规范。首先是财产申报。比如美国公职人员申报内容包括个人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如股票、债券、养老金、能带来收入的不动产、个人通过其他劳动获得的利益、投资及奖励所获得的利益等。
    其次是资产处理。美国廉政监督部门对财产申报人进行详细审查，对于发现的那些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要进行处理。如美国原国务卿贝克任职时就卖掉了他的所有股票。 【详细】
    然后是回避。美国禁止政府雇员以官方身份参与他知道对自己或其他关联人有经济利益的任何特定事项，其他关联人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合伙人或将来对其经济利益有影响的人。
    最后对离职后的经商亦有限制。首先是限制他们再就业的范围，在离职后1至2年内禁止到与其任职期间有工作关系或联系较密切的公司任职；其次是限制他们的活动，在一定期限内不准作为某公司的代表或代理与其原任职单位打交道，不准代表某国家对政府进行游说活动，不准利用原掌握的内部信息谋取利益。关于限制期限，各国规定不一，通常为1至2年，美国为5年。 【详细】

真正兜底还是权力制衡

    像美国原国务卿贝克任职时就卖掉了他的所有股票，这不是因为他道德多么高尚。而是因为美国的权力制衡体制，让他不得不这样做。首先他需要向廉政署进行财产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如果有隐瞒或谋私，那么独立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监察办公室就会启动对他的调查和起诉，一旦进入法院，根据司法独立审判程序，他的公职就可能面临危险。
    而且还有听命于国会的审计署和地方议会的审计部门。当然，有权过问这事的，还有联邦选举委员会，它们只要将结果向社会公布，那么对公职人员的前途影响很大，因为美国是个选举不断的国家，选票是决定公职人员政治生命的终极武器。在媒体和国会发达的情况下，官员谋取私利，影响的可能不止他一个人的前途。【详细】

官员经商如何使国家陷入困境？

没有权力约束的官员对经济有多重破坏

    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受到严格保护的产权结构，但是，这种强制力量如果不受制约，它自身具有掠夺性，很可能又会反过来破坏产权，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退。这就是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一个论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被称为“诺思悖论”。
    而掌握强制力的官员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其谋利的方式往往是“分蛋糕”和“抢瓷器”式的。学者洪振快说，所谓“分蛋糕”，是说他们不是通过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做大蛋糕)，而只是争取在社会总利益中得到更多的份额(分得更多的蛋糕)。为了抢到蛋糕，他们会像到商店抢瓷器一样，为了多抢一只瓷器，不惜打碎两只瓷器。【详细】

然而，“解散发改委”还是太天真

    中国俗语说，在其位谋其政。国外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可我们的官员却总想着不务正业。官员经商正在扼杀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成长。没有踏实肯干的企业家，中国就会成为投机赚钱的场所，而非长期驻留财富的乐园。更可虑的是，合法赚钱的商人们有这种担心，靠“官”赚钱的权贵利益集团也在这么想！所以前不久，有人说国家发改委应该解散，道理是没错，但也得看人家答应不答应。就像安邦咨询研究员李浩说的，在现有环境下，不答应的几率是99.99%。
    就算解散了发改委，还可以再成立其他什么委，对官员经商没有什么遏制作用。法律和政策落实，必须遵循权力的逻辑，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权力制衡，让官员不得不在政治生命和驰骋商场之间做出二选一，才能令人放心。 【详细】

中国难题：权力制衡陷入逻辑怪圈

    然而，权力制衡首先要培育出成熟的公民社会，也就是形成公民权利对官员权力的制衡，但是公民的权利的实现，需要财富的强有力支持，需要商人具有独立自主的力量，但实际情况是，商人在权力缺乏制衡，权力可以渗透到财富分配的每个细缝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依附，天平就会向着权力的那端倾斜，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更难以成长了，又如何实现权力制衡呢？也许这需要从开放民间资源，让民间有更大作为做起。民间金融改革或许是向终极难题迈出的一小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