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的改革之路
“国家对金牌的狂热,也容易导致运动员也陷入这样的怪圈。和国外运动员相比,我们似乎太看重结果,而忽视了运动本身的快乐。实际上,享受运动的快乐,应该是最基本的对运动员的要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提出自己对金牌的看法。何仲恺说:“在国外,许多运动员因为喜欢某项运动,就自己请教练进行训练,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李娜。但是,更多的中国运动员并不一定喜欢某项运动,而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练出来’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类似于高考却又更加艰难的方式,把更多的运动员卡死在‘独木桥’上。”对于我们本届奥运会上首金获得者易思玲,我们应对她报以深深的敬意,她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我命运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但同时何仲恺也提出,很多从小练体育的运动员,由于忽视文化课,在退役之后,缺乏职业竞争力,就业困难。不仅如此,高强度的体育训练造成的身体损伤和精神压抑可能伴随运动员终身。
“举国体制”到底好不好?何仲恺强调,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也并未完全抛弃政府的作用。“我们应逐步增加市场的比例,减少政府的干预,达到最佳的结合点。当前,我国“举国体制”下的物质投入过大,应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而把竞技体育的一部分需求让市场来消化。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足球俱乐部,就是通过企业扶持的运动团体。
当下所谓的“举国体制”针对的是竞技体育,而在全民体育中,它发挥的作用,也只是由竞技体育的影响带来的。何仲恺也表示,推广全民体育,最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国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体育的含义。长久以来许多国人对体育的观念仅仅停留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认识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英文是Olympic Games,运动的本质,其实是游戏。体育是让人类做游戏,在游戏之中回归自然,获得成长。”他将各种体育运动的出现的本质归结为“为‘玩’发明了各种游戏和规则”,在“玩”中,人们可以极大培养自身的创造力、观察力;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提高情商,最后才是增强体质,保持身心健康。不同于大多数人对体育与身体之间的关联狭隘认识,何仲凯指出,体育的功能多种多样,“社交、政治、经济、健康、娱乐等,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一直强调推广全民体育,最重要的,是“一种全面、健康、积极的体育观的树立”,尤其应“从娃娃抓起”。“在教育中,应特别重视对于体育观念的灌输,培养青少年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并足以伴随其一生。”何仲凯补充道。
财经媒体专家胡舒立说,举国体制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并强调,“举国体制的改革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
“举国体制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虽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举国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调整。目前,竞技体育经费的投入,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投资的新格局。有些项目通过市场运作,其市场资金来源已经超过国家的投入。很多体育比赛,已经由赛事经纪公司来运作。我们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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