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队佳绩难平“举国体制”质疑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代表团在2012伦敦奥运会上以17金9银4铜的好成绩排在奖牌榜首。

　　面对好成绩，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奥运会并没有调动起国民的运动热情，相反国民不运动、国民体质连年下滑，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体育的“举国体制”制度再次引起人们的思考。记者在新浪微博，就“举国体制和奥运会”查询，就有十一万多个结果，其中大多是质疑的。为此，中国青年网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网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2012年7月30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8公斤级决赛中，李雪英以246公斤的总成绩夺冠，打破奥运会纪录。图为，中国选手李雪英在颁奖仪式上展示金牌。

　　“那种不由分说将举国体制一棍子打死，是不公道的”

　　针对上述质疑，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体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何仲恺对中国青年网记者直接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仍有待商榷。“事实上，和以前相比，我国喜欢运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以北大为例，校内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在不断提高。此外，进行体育锻炼是个习惯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快改善。”何教授补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经济条件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近现代中国国民体育的发展。而现代体育的观念和许多体育项目都来自西方，以西方标准来要求中国未免简单粗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生活质量意识的提升，一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他对近年来中国人的体育锻炼热情表示了肯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表示：“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一体制保证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集最有效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使体育竞技事业成长起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当下还是需要政府重视。”并举例说明，“美国加大对体操项目的投入之后，成绩就很好;当年的苏联在世界体育运动史一支独大，就缘起举国体制，独立后的俄罗斯，有官员就说还要继承举国体制的制度。”

　　众所周知，奥运会是竞技体育，“全民运动”是一种群众体育的体现。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拿金牌争第一，挑战人类的运动极限，不断冲击世界纪录，参与人数较少；而群众体育参与人数最多。但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何仲恺表示，群众基础好了，竞技体育运动也会得到发展；竞技运动上成绩的突出，也会激发群众对某项运动的热情，他还以姚明的例子加以说明，“姚明的出现，让许多青少年朋友爱上了打篮球。但二者并不呈现为强性的依附关系，更多情况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idiao2010”的观点和何教授的观点一样：“我觉得举国体制和全民体育并不矛盾，举国体制确实可以确保奥运会奖牌数，但是却代替不了全民体育。当然，我们要发展全民体育，但是也不要过多批判举国体制。毕竟五星红旗一次次的升起确实有赖于举国体制。”

　　网友“Gorllor-叶盛昌”说：“假如没有举国体制下的体育，中国代表团将会在奥运会上排不上名…什么叫举国体制，就是运动员的一切训练都由国家支持…如果国家不提供这些帮助，那你说哪个老百姓又能代表中国去参赛，指望我们有人凭自己兴趣花自己钱去训练么？”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杨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举国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集中力量，选拔和培养运动员训练并参加比赛，这种做法已被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所证明。2012年伦敦奥运会正式比赛首日，中国军团豪取四金，领跑金牌榜，这就是体育举国体制训练的最好证明，所以，那种不由分说将举国体制一棍子打死，是不公道的，这既是对中国体育历史的抹杀，也是对中国体育成绩的罔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实施举国体制的基础，为国争光的目标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举国体制的动力和保证，以国家队为龙头的多级条块结合的训练体系是实施举国体制的主要措施和组织形式，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是实施举国体制的重要标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08年9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专门强调了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