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铁路第四次改革或许将进入破题阶段——国务院3月18日批转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显示,我国2012年将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意见》指出,国家将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求,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
该消息一公布,引发舆论关注。基于时代和国情的需要,新中国铁路在60年发展历程中,一直以高度垄断与强势扩张的方式,运载着中国经济走向繁盛辉煌。但垄断体制内伴生的责任、效率和腐败等问题,也深深制约着铁路的再发展和运输系统的安全。
铁路改革的话题早已不新鲜,1986年,2000年,2008年,三次改革都因为多种因素付诸流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无论形势和时局如何变化,中国铁路一直难以摆脱其政企不分、垄断集权的形象。铁路改革为何如此艰难?为解释这一疑问,“7·23”事故后,早报记者走访北京、河南、山东、浙江和云南等地,在中国的9个城市中观察和分析中国铁路庞大身躯的肌理脉络。期间,早报记者采访了数十位与铁路相关的人士,他们中既有铁道部现任及退休官员干部,铁路一线员工及其家属,也有多年参与、呼吁改革的学界专家和资深媒体人。
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为厘清未来的路在何方。我们尊重和赞许铁道部为中国运输发展所作的贡献和努力,但也希望能警醒和呼吁决策层,在“7·23”事故后依然坚定铁路改革的决心和态度,冲破历史的循环和反复,避免悲剧的再一次发生。
毕竟,一个从高度集中垄断走向开放效率透明的中国铁路,更加符合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求。
26年后,中国铁路改革仍待破题
开篇 再吁改革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中国将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
同样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著名铁路专家王梦恕提交议案,建议撤销铁道部,尽快实现铁路的政企分开和建立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呼吁铁路改革的声音,从未停止过。
“一定要多帮我们铁路职工呼吁一下,我们很不容易,希望政府和领导能够理解我们,整治一下铁路的问题,改改革。”济南铁路司机罗永昌说。2011年8月早报记者在济南找到他时,罗永昌刚从动车上下来,连续4天的夜班让他眼圈红胀,且不住地打呵欠。
罗永昌告诉早报记者,自己进入铁路近10年,收入一直都是1000块出头,“根本就没怎么变化过”,但却长期加班、超负荷工作。“每年春运,安全生产大检查,都得加班,上面一阵一阵的搞运动,底下人吃不消了。”2008年前后,罗永昌通过考核进入动车司机行列,不过考核并非唯一的门槛,“还必须找关系,如果没有这一块,还是得继续搞货运,太累,钱也不多。”
实际上,几乎每年春运前后,国内舆论都会自发开始抨击和质疑铁道部的必要性,而“7·23”事故更是激起了更大范围内的呼吁和抨击。
“中国铁路改革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告诉早报记者:“和其他垄断行业相比,铁路的改革一直迟迟没有动静,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铁路行业可以如此逍遥。这里的原因很多,比如铁路行业的改革比较复杂,铁路行业的竞争模式比较特殊,……但是‘7·23’事故一下子把铁路的很多矛盾彻底暴露出来,铁路行业很难再利用这些借口延缓体制改革。”
尽管内外呼吁改革的声音愈发强劲,但掌握和靠近铁路实权的人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铁路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根本没有你们想得那么简单。”前铁道部总工程师、高速办主任沈之介告诉早报记者,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高层对铁路的改革态度都是慎之又慎。“那个时候,曾经有乘客给朱镕基同志写信,反映春运买票难和坐车拥挤的问题。朱镕基同志对这些情况很关心也很感慨,当时高层的想法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运能不足的矛盾,而不是搞结果难测的改革。”沈之介回忆称。
沈之介的观点并非个案,早报记者采访的多位铁道部前任、现任官员都认为,铁路涉及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慎重考虑。“以前不是没有改革过,但效果都不好,所以要更慎重。”一位退休干部回应称。
实际上,成立于1949年初的铁道部确实尝试过改革的努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大环境压力和内部开明领导的努力下,从1986年起中国铁路先后经历了3次改革试水,但每次改革的努力都在事故灾难和人事变动中付诸流水。
更让人感到前途难料的是,数次与改革擦肩而过后,铁道部却在“跨越式发展”的理念下,继续着这个“庞大身躯”的扩张与膨胀,并最终与中国经济安全相捆绑,摆出一副“大而难倒”的架势。
铁路改革,似乎越来越艰难了。
铁路三次改革无疾而终
(一)
1986年初次改革
止步于频繁的安全事故
铁路改革之路起步于1986年,被频繁的安全事故阻断。
“社会对铁路一直有误解,铁道部不是保守不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丁关根就已经着手铁路改革了。”一位前铁道部干部称。丁关根是第8任铁道部部长,1929年出生的他来自江苏无锡,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并相继担任铁路多个部门的领导工作。
1986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丁关根提出铁路系统内部“大包干”的方针,将原本收归于铁道部的财务、劳资、人事等权力直接下放到各地路局,试行铁路行业的经济责任大包干。“当时的情况比较简单,整个环境气候都在支持改革,铁道部也积极响应。”上述干部回忆称。
“大包干”显然是效仿了当年颇为流行的改革方式,也得到了上层领导的肯定。邓小平在听过丁关根的改革汇报后,沉默半晌道:“让铁路闯一闯。”彼时的中国铁路共拥有职工320万人,固定资产上千亿元,外电评价此次改革为“中国最庞大的企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据当年参与改革的铁道干部回忆,1986年后铁道部和各路局干部都被安排到北京交通大学进行统一培训,成绩不合格者撤销职务待遇。“地方部分干部对这个决定意见很大,非议不少,丁关根同志是顶着压力上的。”
铁道部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财政上对国家的过度依赖,进而获得更多自主权,激发创新和积极性。根据“大包干”方案,铁路不再将全部运营收入上缴中央,而是以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每年上缴5%的营业收入,其余全部收入归铁路系统。同时丁关根还承诺,计划在“七五”期间要使客运量增长45%,货运量增长71%,修建新线、复线、电气化铁路近万公里,铁路机车车辆方面的工业投资接近前35年国家在这方面投资的总和。
遗憾的是,丁关根的铁路改革尚未发酵落实,就夭折于一起起车祸事故中。多年后,早已从铁路一线退休的昆明铁路司机赵成林疑惑地反问早报记者:“没听说那个时候有哪样改革嘛?上世纪80年代铁路最厉害的就是超载和车祸,经常出事故。”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1988年期间,铁路共发生16起安全交通事故,471人在事故中遇难身亡。
1978年12月16日凌晨,郑州铁路局机务南段列车司机马相臣和阎景发在驾驶368次旅客列车时打瞌睡,导致列车在杨庄车站失控撞上87次旅客快车。这场事故共造成106人死亡,受伤218人,因为事发小站杨庄,后被称作“杨庄事故”。
因为“文革”刚刚结束,综合多方面的考虑,“杨庄事故”一事并未广泛提及。直到1979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时,外界才能清楚了解到事故背后的故事。最终,368次列车司机马相臣和阎景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5年。
“杨庄事故对铁路职工震动很大,影响很深,不少人私下和我说,被告是替铁路还债。”当年为马、阎两人辩护的律师王润屋告诉早报记者,法院判决那天,郑州铁路局还特别开通了铁路沿线电话会议室的电话,3万多名铁路职工旁听了判决结果。
王润屋回忆,当年他走访了解到,马相臣和阎景发两人家境都很拮据。“尤其是阎景发,他爱人工作也忙,他下了火车就要回家做家务,一直休息不好。”据悉,马相臣曾在法庭上总结了杨庄事故的两个客观原因,一是单线行车的中间站在没有隔开时,不能同时接发列车;二是机车质量不良,有“途停”现象。马相臣强调,公布这两个原因并非为自己开脱,而是“希望引起领导的重视,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马相臣当年把这两个原因一说,铁路职工眼泪都掉下来了。”一位郑州铁路局职工回忆道。梳理1980年代的铁路事故,大多都是设备老化、管理制度缺陷所导致,而这又恰恰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对铁路过度使用埋下的隐患。也许是认识到了制度上的不足,杨庄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在基层狠抓安全生产工作。郑州铁路局更是建立了待乘室,值乘人员出车前至少要在此休息4个小时,这一措施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
杨庄事故只是那个时期铁路事故的一个片段。
1981年7月9日凌晨,暴雨洪水冲断了成昆铁路利子依达大桥,在通讯设备失灵情况下,442次列车在行驶到利子依达大桥后发生坠落入河事故。这次事故共造成130人失踪和死亡,146人受伤,整个成昆铁路也中断达15天。
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区间时发生颠覆,88人死亡、202人受伤。
“1980年代的铁路事故确实很不寻常,主要是这样频繁地出现重大事故,在铁道部历史上也比较少见。”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周翊民告诉早报记者,不断发生的事故,让铁道部高层开始反思和纠错,寻找问题的所在。
频繁的安全事故不仅影响了中国的铁路形象,也客观上阻断了1986年的铁路改革之路。在丁关根引咎辞职后,“大包干”一事也再无人提及,原本下放地方路局的权限也以安全生产为由统一收归铁道部。多年后,回忆起1980年代的改革尝试,不少退休干部都惋惜而遗憾。“如果当初老天给点运气,让改革成功,铁路今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模样。”铁道部一老干部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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