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为什么我们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诚在橱窗里张贴呢?他难道在各种内部和公开的场合表示得还不够吗?在工会投票时他总得循规蹈矩，总是参加各种竞赛活动。选举时他是个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对宪章运动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要公开表白他的忠诚呢?无论如何，行人在橱窗前是不会止步来看他的标语，认为水果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行人根本不会注意这条标语，他们也许根本没看见。如果你问一位在橱窗前停步张望的妇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西红柿，而不会注意到标语，更不会看清标语的内容。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
七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
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运作?作为权力的因素如何运作?它的权力是如何实现的?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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