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接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诚，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得更加直接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四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而后极权制度要求服从、统一和纪律。生存在不断地寻求创造新的、无或然性的生命，而后极权制度则强迫将生命纳入其可能性和规臬。这个制度显示出内倾性这个基本特征。这个制度不断地、无保留地向着自我运转，而影响圆周则不断地扩展延伸。它为人民提供的只是使人民为之效力的最起码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让人们超越他们指挥的角色的举动，都被视作大逆不道，是对制度本身的攻击。的确如此，任何一点越规之举，都是唾弃现制度的表示。因此我们可以说，后极权制度的内在目标不仅仅是表面上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而已。这种自我保护的社会现象是受一种更高的、盲目的自动性制约。整个制度都受这种自动性驱使。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五
我们看到水果店标语的真实意义和字面意义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对其真实意义都心中有数，因为谁都明白规则：水果商对上司献忠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因此，水果商也就变成了游戏中的一员，使得游戏得以开锣，得以延续。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我们已讨论过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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