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们是何许人也?他们的观点来自何方，有何意义?他们合力推动的“独立首创运动”意义何在，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能否视“不同政见者”为反对党?若是反对党，他们在现政权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做些什么?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们，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对社会和社会制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他们真的能改变现实吗?我想要检讨这些关于“无权者”们的潜力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无权者们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
二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恐怕“专制”这个名词，不管在其他场合有什么含义，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通常，专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权的人，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基础，其寿命由统治者们的生命长短来决定。这种专制通常有区域性局限，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最大威胁，就是敌手的武装实力可能超过它，进而取而代之。
仅就以上简浅分析论，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的专制相似极微。首先，现社会制度不受小范围的区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囊括了一大块政治版图。当然，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有地方上或历史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最终由一个单一、统一的权力构架所制约。专制不仅在各国有相同的政治原则和结构(由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操纵演变)，而且超级大国的中心控制网络渗透到每个国家，它们对超级大国的利益唯命是从。当然，在当前核均势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内，我们的社会制度较之传统的专制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稳定性。许多区域性危机如果发生在孤立的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权的蜕变，但在东欧则由其他成员国的武力干涉来解决问题。
再者，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 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当然是当时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长发展的，也有同样历史根源的。
现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 (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还要详谈)，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第四，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权力结构大部分都不稳固，常常导致偶然性、非常规的权力运作。反对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心理上和实际环境中都有存在的条件。简言之，权力表层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可钻，这样政权的稳固就难以实现。但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发展了六十多年，在东欧也有三十余载。其中很多结构上的特点，是从沙皇的专制主义演变而成的。在权力的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这个体制的效率通过国有化经济、中央指令性生产方式而得到极大强化。因此，权力结构具有前所未有、难以驾驭的自我投资能力 (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最后，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东欧集团多年以来已不复是一个孤立于国际发达社会之上的封闭世界，不受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正相反，苏联集团已成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创未来。具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实质上已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西方的长期和平共处加速了这一同化的进程。也即是说，我们的社会也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带有该社会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不考虑这些因素，则无法理解我们制度内的权力的本质。
在权力结构上，我们现制度与传统专制的深刻差异(希望我上述肤浅的比较已经说清了这个差异)使我寻找某种适当的概念来在本文目的范围内描述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下面将要用“后极权制度”来形容我们的制度。虽然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是最精确的，在还没找到更贴切的用词时，我们姑妄用之。我不是说名词前缀“后”是指我们的制度已不复专制独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现在的独裁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极权和传统专制有根本的区别。
我上面提到的环境，只构成了后极权社会权力构成的一部分条件因素和某种现象上的框架，我下面将分别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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