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最后的十二月党人

2008年8月5日 从索尔仁尼琴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影子，他的愤怒，反权威，勇于思辨，都与十二月党人们一脉相承，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搜狐文化客厅：俄罗斯先知陨落）

　　索尔仁尼琴去世了，8月3日晚，这位有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诸多光环、却也带着形形色色异端帽子，被包括许多朋友在内的各色人等争议不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中风与世长辞。
　　
　　提起索尔仁尼琴，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很多东西：苏联帝国的瓦解、劳改营、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思、《古拉格群岛》以及他在西柏林创办的、被称为“俄罗斯流亡作家大本营”的《大陆》季刊，支持他、欣赏他的人称他为“俄罗斯的良心”，推崇他对前苏联弊端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揭露；而反对他、质疑他的人却认为他是“捣毁苏联大厦的帮凶”，甚至有俄罗斯作家认为，他“在劳改营里养成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并因此“构成了他个人和俄罗斯的悲剧”。

　　
　　这些欣赏或质疑，许多都下意识忽略了一点，即这一切都是附着的、他人强加的，而索尔仁尼琴本人在他还是一个从劳改营走出的、业余从事写作的小城市普通教师时，在他写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同样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处女作时，他不可能预见到自己后半生的坎坷，会比经历了战火、炼狱的前半生还要多得多，更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一枝笔，最终竟会成为冷战双方着意的利器，甚至被认作掘开苏联龙脉的铁镐。
　　
　　谁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索尔仁尼琴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勉的作家。从处女作到人生的最后几部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历经褒贬荣辱，但几无一部脱离现实，向壁虚构，而都是作者本人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感悟和描述——尽管这种理解、感悟和描述不可能都是客观的、正确的，但谁也无法否认，那正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声音。
　　
　　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几乎涉猎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絮絮不休地提出各种批评，最终把自己同时送进地狱和神坛，在他89岁的人生中，尤其在他从事创作的后半生里，由于他本人所无法控制的原因，接触苏联社会各层面的机会并不多，1974年后更游离祖国长达20年之久，这却正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期，正如波兰作家康布罗维奇所言，他“浪费了一个作家的宝贵创作生命”。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曾指责他的作品“政治高于艺术”，“在走出文学圈子后便再未能走回”，然而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公平的：在那个时代里，或者在任何时代里，又有几部时代巨著的书页里，不饱蘸着“非文学”的养分？说到底，文学只是一个载体，如果从一部小说里只能看到小说，那么这部小说的价值可想而知。
　　
　　他的问题在于，早年积累的社会养分，在长期高产创作下消耗殆尽，而与本土隔绝的生涯又让他难以汲取新的养分，《古拉格群岛》等一大批伟大的作品均脱稿于流亡前后，而无论是《不要靠撒谎活着》或《倾斜的俄罗斯》，均未能达到此前所达到的高峰：不论褒贬，都不足以和《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相比拟。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虽然常常引起争议，但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却出奇的公允：他拥有“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确，如果仅仅将他看作一个前苏联异端作家，那么不论您的立场如何，都很难作出精准的评价——先驱或叛徒，勇士或逃兵；但如果您把他看作一个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关心时务，热爱民族，笃信东正教，对土地和农民有与生俱来的真挚情感，那么您就很容易理解他的笔，他的思想，以及他永远的反对派形象。
　　
　　他抨击前苏联的弊端，对社会主义提出种种责难，出发点是“原俄罗斯”的，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俄罗斯传统的异端；他在美国客居，却抨击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实利主义，出发点也是“原俄罗斯”的，因为他认为俄罗斯自己的传统，要比这些舶来品更优越、更符合俄罗斯利益。他在苏联解体后重返俄罗斯，创作了著名的“政论三部曲”，对俄罗斯的命运、民族性和未来作了一系列深邃思考，这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言，是“悟以往之不谏”，是对过去言行的“忏悔”，而同样是处于一个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社会、关注俄罗斯命运的立场。索尔仁尼琴何尝变过，不断改变的只有世俗的眼光，以及逝者如斯的社会潮流罢了。从索尔仁尼琴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影子，他的愤怒，反权威，勇于思辨，都与十二月党人们一脉相承，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作为一个历经坎坷的笔耕者，一个富于俄罗斯传统、关注俄罗斯民族命运的老式知识分子，他抨击过斯大林主义，抨击过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预言过社会主义在俄罗斯“行不通”，也毫不客气地抨击收留他的西方制度，甚至同样不客气地抨击欢迎他回国的叶利钦及其权贵，他丰富的经历，饱满的学识，犀利的思辨，足以让他领悟这些主义中的弊端，让他成为一个“狼一般的”批判者。然而作为一个长期流亡的海外作家，一个把大量时间用于笔耕，却得不到更多和本民族社会各阶层广泛、深刻接触机会的人（尽管他是如此地热爱这个民族），他又实在无力拿出自己的救市良药，只能如旧俄的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和许多同样富于理性、热情和干劲，却也同样对社会时弊浅尝辄止的十二月党人一样，乞灵于故纸堆里的现成方略，主张反威权的他，所拿出的替代方案居然是“东正教的核心”；抨击前苏联计划经济和叶利钦激进市场改革的他，给出的答案竟是“回归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二月党人未能让俄罗斯走入现代化，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们的纪念和崇敬；同样，“最后的十二月党人”索尔仁尼琴尽管集荣辱赞弹于一身，也并不妨碍他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史上最响亮、最璀璨的姓名。他是传奇，是改变许多历史进程的人，从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十二月党人前辈。尽管，那些因他的笔而发生的家国巨变，许多都非他所料所愿；尽管，在他作品中不厌其烦推崇的、那些他所料所愿的“俄罗斯社会变革”，却反倒几乎一样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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