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买特权”是老成谋国者真心实意的误国之言

现实生活中，为了鼓励公务员们辞职“下海”，绝不会忘了同时奉送“救生圈”，承诺来去自由，承诺税费优惠，承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工资照发，奖金照拿”待遇，或者承诺给予一次性高额现金补偿等等。公众感觉到“很受伤”，种种非议，铺天盖地而来。

例如《人民日报》在题为《公务员下海会否利用公共资源引争议，亟待规范》的新闻中提到，河南省商丘市为了鼓励公务员“下海”制定的红头文件中，明文规定公务员辞职创业，可按照其本人“工龄×5×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操作者们，未见得不会因此感觉到委屈，不会觉得自己是“老成谋国”、“忍辱负重”，汹汹非议者们，反而是“书生意气”、“竖儒不足与谋”。

操作者们，看到了精简行政机构的困难。对绝大多数用人单位来说，为了促进效率而精简，尽管也遭遇到阻力，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阻力并不难克服，代价也并不特别高昂。精简所以会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往往是因为，精简对象是公务员。

精简对象是公务员，或者是其它群体，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是否拥有事实性存在的特权。

特权之为特权，不在于工作稳定、工作条件优越，不在于部分地区公务员过高的收入，甚至不在于五花八门、伸缩自如的灰色交易空间；特权之为特权，在于其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不被制约，不受监控。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没有能落到实处，明令禁止者实际没能止，何况没有明令的。如部门、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编制，如相关费用总额等等，大多因为由部门、机关自行决定，或者能实行编制外、预算外运行而陷于放任自流状态。

特权既成，任何冲突，都会被单纯定义为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特别在精简这样一桩关系个人最直接利益的大事上。无论操作者出于何种本意实施精简，无论精简是否与公众有益，在特权框架之内，操作者都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敌人。既然特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公众的议论与支持停留在框架之外，根本不足持、不足倚，于操作者，要么被同化，要么，就被逆淘汰。

于是有一些人想到赎买，自以为得计。一种是体制内赎买，精简上级机构人员去下级机构担任更实惠的职务。我当年在县棉花公司工作，在严重人浮于事、副经理人数达10多位之际，又从上级机关精简下来数人担任副经理，使副经理人数达到16位，彼时我等称呼经理会议为“4桌会”，意谓够4桌麻将。其中一位副经理，只分工主管公司门口数十平米的一块空地的卫生。历次精简，高级别机构好减，越往下越难，最后不了了之，便因为此。所谓“上面打雷，下面不下雨”，其实，上面也未必“打了雷”。

另一种是现在流行的体制外赎买，也就是“给救生圈下海”，不仅可能打造了一大批特权商人、破坏了市场公正，而且，当特权既成、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当部门、机构不再是服务者而是领导者，是整个社会运行的绝对核心，社会因为“官本位”、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失去活力，其它任何形式的奋斗都将失去价值。纵然是“围着救生圈下海”，个中人很快会发现，比之于既往，风险太大而收获太小，纷纷会游上岸来追回“失去的权力”。特权既成，这一回游过程也是不可阻挡的。

总之，无论赎买的目的，是否出于“长痛不如短痛”，为了精减机构、人员，为了促进效率收“一劳永逸”之功，目的注定了达不到，反而是赎买的代价将结结实实被冤冤枉枉花掉。往好了说，自谓“老成谋国”者正是在“真心实意、诚心诚意地误国”，其情可悯，其行可恨、可耻。

特权既成，危害必然波及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除非能干净彻底的取消特权，使法律法规、典章制度能全面落于实处，保证公民的任何一项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迫使政府机构与组成人员不得不回归于社会服务者地位，置一切行为于公众的监督、制约之下，任何形式的赎买，都只可能增加特权的恶与奢。

特权既在，一些专家，如毛寿龙等空谈对自愿放弃特权者“必须严格予以限制” ，怎么样看，都好像在逗我们草根市民好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