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官员自豪的说在自己管辖的城市里永远不会有贫民区,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所谓贫民区,仅仅是对一种生存状态的真实描述而并非政治上的一种贬义;因为在他的语言体系之内,无论贫民区是否在城市里真实存在着,只要还没有被正式命名为贫民区,就等于不存在
我姑姑和姑父都五十好几岁了,刚刚在乡间修了两栋小楼,每栋约200平米。
房子修好后就锁起来,因为房子是修给她两个儿子的,用以弥补大儿子与儿媳间的矛盾,用以使已经大龄的小儿子在以后找对象时显得体面。两个儿子以及儿媳都在广东打工,几年才回来一次,住一个月左右。所以修好的房子,只能空锁。老两口在楼房后搭了两间小房子,带着4岁大的孙子一起住。小孩长得特别像他爸爸,但他有一年半时间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这是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走在乡间小路上,路边的房子一年比一年漂亮,楼房比例很高,三层乃至四层的都有,但门里走出来的,多是半大的孩子与渐渐衰老的爷爷奶奶。孩子慢慢在长大,老人的白头发正越来越多。相当部分人家还常年空锁着,锁过了春秋,锁过了冬夏。
这样一种景象,绝非传统的中国农村特有,而已经漫延至集镇、县城,甚至行政级别更高的中国内地城市。这些地方,正在慢慢变成中国的“季节性无人区”,并非是许多人印象深处的荒无人烟的无人区,而是在由越来越多更加漂亮的建筑物组成的村落里,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人烟稀少,看不见中坚的一代,缺少生气。
中坚的一代正辗转谋生于千里万里之外,他们本应该在那里建起自己新的家,一个不大的地方,未必能装修得精致却已经让他们自己觉得惬意,可以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然而现实对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残酷的,他们辛苦劳动之所得,未必买得起这里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被排除在区域性社会保障系统之外,彻底断绝了他们在这里建起自己新家的梦想。
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有个暂时能寄居的地方,也许在工棚里,也许在某个城市边缘的院子里,也许在某个小区的群租屋里,他们聚居的这些地方,循惯例,应该称之为贫民区。尽管我并不太愿意使用这个词。这个词,本来用于客观描述生存状态,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贫富分化根本就无法避免,然而在中国,这个词被不恰当地附加了太多的人格贬义,甚至是政治贬义。
这两天,一些媒体上展开着关于是否需要在一些城市建贫民区的讨论。慨括了说,讨论决定不了贫民区的有无,因为弱势群体,如果我们还不会因为他们往往持外地户籍就不承认他们存在的话,总需要能暂时寄居的地方。无论进不进入主流表达体系,多数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告诉你,在哪些角落形成了这座城市事实上的贫民区。
是否承认并着力建设贫民区,真正关系的,其实是公共保障的范围,以及公共财政的使用方向问题,即是否应该尽公共财政之力予弱势群体以保障。在公共财力严重匮乏之时,至少能在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自搭自建。但理想一些的贫民区肯定不会以自搭自建为主体、不会以脏乱差为唯一表象,反而,因为公共财力支持与政策倾斜,至少能保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廉租房小区,严格说起来,就可以被称为贫民区。遗憾的是,进入门槛太高,使得太多的人被排除在了扶助、保障范围之外而已。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地沦为了特权的禁脔。
真正重要的是公共财政使用方向是否明晰,应有的社会保障是否覆盖了每一个应该覆盖的人,至于保障成果沿用旧名,还是另取响亮的新名都无所谓。
现实却是绝大部分人不敢对这种保障抱有希望。对于那些千里万里外来的打工者,更只能说绝望。于是一边卑微地挣扎在陌生的地方,一边将辛苦劳动之所得抛置于遥远的故乡,集数代人之力营造遥远的家,用于慰藉内心深处对属于自己的家的渴望,却几乎不可能真正用于居住。一片片“季节性无人区”就这样形成着、漫延着,贮满了一个时代的无奈。
站在姑姑家的两栋小楼前,我暗暗叹息,却不忍明说,不忍击碎她内心深处的渴望,她的两个儿子,还要在千里万里之外辗转谋生20至30年,而农村的小楼房,使用寿命就40来年,等儿子们再也迈不开漂泊的步伐,房子又快到了拆除重修的时候。那时,现在才4岁大的孙子,可能也漂泊于千里万里之外很久了。
我知道有官员自豪的说在自己管辖的城市里永远不会有贫民区,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所谓贫民区,仅仅是对一种生存状态的真实描述而并非政治上的一种贬义;因为在他的语言体系之内,无论贫民区是否在城市里真实存在着,只要还没有被正式命名为贫民区,就等于不存在。他的目光,不会停留在一片片“季节性无人区”边,看不到房屋主人在千里万里之外的艰辛,感觉不到巨量社会资源就这样被浪费掉的无奈,更不会想像,在“季节性无人区”里长大的孩子,会否心灵扭曲,会成为怎样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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